CCF:技術真的中立嗎？勿入深淵_CCFT

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案件量激增的當下，技術人員正處在刑事犯罪的風口浪尖，一步踏錯便是深不見底的萬丈深淵，故分享真實案例一則，供讀者學習，掃除知識盲區。

案件事實

2019年7月至10月，江某通過互聯網聯系A公司銷售部經理即被告人盧某，提出訂購虛擬幣交易軟件，并明確要求該交易軟件須帶后臺操控價格走勢的功能（俗稱開后門）。A公司按流程，在得到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蔣某的認可后，由銷售部的被告人蘇某、盧某，項目部的被告人郭某、宋某，技術部的被告人楊某等相關人員組成團隊，為江某先后制作了兩個數字貨幣交易平臺，交付江某使用，并為平臺后續運行提供技術支持。江某利用上述兩平臺，伙同他人以投資虛擬貨幣賺錢的方式，利用軟件后臺操控功能，騙取包括10余名被害人錢款，涉案金額超過人民幣500萬元。

第五屆CCF中國區塊鏈技術大會在無錫舉行:2月12日消息，2月10日至12日，第五屆CCF中國區塊鏈技術大會在無錫市舉行。大會由中國計算機學會主辦，中國計算機學會區塊鏈專業委員會、上海交通大學、無錫市委網信辦、無錫錫東新城商務區管理委員會、無錫市區塊鏈高等研究中心聯合承辦，無錫學院、中科云海智能技術實驗室協辦。

大會以“新應用 新賦能 新生態”為主題，邀請到超過50位演講嘉賓，其中既有區塊鏈學術領域的高校教授，也有業界應用領域的權威專家，共同探討區塊鏈技術新進展、區塊鏈安全與Web3、區塊鏈隱私保護與監管、區塊鏈數字資產交易、區塊鏈與密碼學以及區塊鏈領域人才培養等熱點話題。

會上還發布了《CCF區塊鏈專委會區塊鏈高水平學術期刊和學術會議目錄》《CCF區塊鏈學術研究白皮書》和《無錫市政務區塊鏈創新應用指南》。“無錫市區塊鏈高等研究中心-無錫學院人才實訓基地”也在大會上揭牌。一批區塊鏈產業鏈上下游的優質企業在會上與錫東新城商務區簽約，將落地區塊鏈項目，逐漸形成一個富有競爭力的區塊鏈產業共同體。（新華網）[2023/2/12 12:02:05]

判決結果

七叔：建議交易所加強技術投入 提升用戶體驗:今日，在XBIT直播訪談上，針對“目前二、三線交易所正面臨哪些困難？又該如何破局？”等問題。

區塊鏈品牌公關團隊Bittime品牌負責人七叔表示，二三線交易所市場一直是資金高聚集地，也是最脆弱的一環，現在交易所競爭日趨白熱化，用戶集中在三大交易所，小交易所生存堪憂。因此很多交易所劍走偏鋒用連續的造富效應吸引投資人，然后快速收割圈錢跑路。

此外，七叔認為，交易所本身需要加強技術投入，提升用戶體驗，減少所謂“技術問題”的存在；完善平臺幣和期貨合約等金融衍生品的規則和玩法；尋找適合自身品牌的市場推廣方式。最后，不要過分追逐市場趨勢，以用戶體驗為核心，打磨好產品才是硬道理。[2020/6/2]

被告A公司及被告人蔣某、蘇某、楊某、郭某、盧某、宋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其提供技術支持，情節嚴重，其中A公司系單位犯罪，被告人蔣某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蘇某、楊某、郭某、盧某、宋某系直接責任人員，其行為均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聲音 | 浙江省委宣傳部：加快區塊鏈等技術在文化產業領域的應用:浙江省委宣傳部近日印發《關于積極應對疫情推動文化企業平穩健康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針對當前疫情對我省文化產業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現就支持文化企業積極開展疫情防控和有序推進復工復產，實現平穩健康發展，提出16條具體措施，其中包括：

發展數字文化新業態。發揮我省數字經濟優勢，加快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文化產業領域的應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廳）[2020/2/27]

爭議焦點

公司技術人員楊某從事職務范圍內的開發工作，是否屬于中立幫助行為，能否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法律分析

聲音 | 福州數字辦主任：區塊鏈技術實現了信用數據全程記錄并可追溯:據福州新聞網報道，在首屆區塊鏈產業與企業家國際峰會上，福州數字辦主任曾偉東表示，在公共信用建設方面，福州市利用區塊鏈技術對個人信用積分“茉莉分”的數據管理進行了優化升級。曾偉東介紹，區塊鏈技術可保證信用數據更改的同步，同時依托區塊鏈留存數據產生、變動、加工、使用的完整記錄，實現了全程記錄并可追溯。在電子證照管理上，福州市借助區塊鏈來提升電子證照共享查詢的準確性，實現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可信驗證和全局服務的審計等。[2018/12/14]

中立幫助行為，是指為了滿足社會生活的一般需要而提供的，從外觀上看，常可以反復繼續實施，具有匿名性、可替代性的業務行為，其討論的問題是：當行為人客觀上幫助了正犯時，是否成立幫助犯？

關于中立幫助行為，存在著不同的學說，一般認為折中說比較恰當。折中說認為如果法益侵害已經達到緊迫程度，或者幫助者對法益具有保護義務，再或者超出正常業務活動范圍，并且幫助行為對法益侵害起到了明顯的幫助，主觀上對此也具有認識，則可以成立幫助犯。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幫助者與犯罪人存在意思聯絡，即便提供的是業務上的幫助，也不再屬于中立幫助行為，因為此時已經不再“中立”，而是進入了犯罪一方的陣營。

那么在本案中，被告人楊某的行為是否屬于中立幫助行為呢？根據裁判結果可知，答案是否定的。在本案中，雖然從事軟件的開發是被告人楊某的工作，但是開發設計可以在后臺控制價格走勢的虛擬幣交易軟件已經超出了正常的業務活動范圍，且在客觀上楊某幫助設計的交易軟件被他人用以從事詐騙活動，對犯罪行為具有明顯的幫助作用，難以成立中立幫助行為。所以，被告人楊某的行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客觀不法行為，即為信息網絡犯罪提供技術支持的行為。

故而，被告人楊某是否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關鍵在于其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明知是對構成要件要素的事實性認識，包括明確知道和應當知道，因果性的認識只存在于結果犯中，而行為犯中只有行為性認識。確知的情況無需過多討論，本案主要涉及的是應當知道的問題，即是否能夠根據案件事實推定被告人楊某知曉對方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其內容的判斷是按照一般的社會生活常識來確定的，也就是一般人或者處于同樣情景下的人員能否產生這樣的認識，而不能按照法律或者其他專業知識來衡量，這也正是所謂的“外行的平行評價”。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可知，為他人實施犯罪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證據的除外：

（一）經監管部門告知后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

（二）接到舉報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職責的；

（三）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的；

（四）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的；

（五）頻繁采用隱蔽上網、加密通信、銷毀數據等措施或者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

（六）為他人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提供技術支持、幫助的；

（七）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在本案中，被告人楊某所設計的軟件，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手機軟件，該軟件可以在后臺隨意控制虛擬幣的價格走勢，這也就意味著他人在購買平臺的虛擬幣后，A公司可以隨意通過技術操作將他人的投資錢款納入囊中，在社會一般人看來，這樣的“后門”就極有可能被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更何況是一直從事軟件開發工作的楊某，并且A公司對此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甚至在該平臺之后的運行過程中繼續提供了技術支持，在此過程中，對于A公司使用平臺的情況會有所了解。

所以即使所設計開發的軟件并非專門用于違法犯罪，存在合法使用的可能性，在有其他證據支持或者可根據一般人的認識進行推定，仍可構成明知。楊某應當知道A公司利用該平臺從事違法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僅以其為公司技術人員對此等情況并不知情來辯解，難以讓法官信服。

綜上，依據法院的判決可知，被告人楊某的行為并非中立幫助行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寫在最后

技術本無過錯，但有錯誤的選擇，一步天堂，一步地獄，人們需要認識到網絡信息領域不是法外之地，技術身份更不是免死金牌。希望今天的文章可以給讀者以啟示，評估法律風險，規范自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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