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姚前：數據托管促進數據安全與共享_數字貨幣

來源：?姚前，中國金融雜志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成為新型生產要素，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基礎性、戰略性資源。將數據轉變為數據資產，使其有序流轉并合規使用，是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課題。近年來，我國先后頒布施行《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初步構建了數據法制保障體系。202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提出構建數據要素產權制度、流通交易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治理制度等20條政策舉措。上述綱領性文件對于探索數據確權、定價、流通、交易、使用、分配、治理的具體實施方案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數據權益分配面臨的困局

作為全新的生產要素，如何對數據進行定價和收益分配，吸引了許多研究者和業內人士的關注。2022年2月，圖靈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先生發布數據要素定價算法及要素收益分配平臺。他認為，數據定價算法是一項非常新穎的交叉學科，涉及經濟學、計算科學、人工智能，需要具備信息經濟學、博弈論以及計算經濟學等領域的理論基礎。其中，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在經濟活動中產生的價值和作用；博弈論中的合作博弈理論可以提供數據多方建模的理論基礎；計算經濟學涉及數據要素的聯合建模、算力成本計算。姚期智先生的研究成果顯示，可以根據博弈論的合作博弈理論，確立不同的數據對于決策模型的貢獻度，貢獻度越大的數據要素越具有價值。通過經濟主體功效函數與決策模型貢獻度的耦合，我們就可以對不同數據要素起到的經濟價值進行合理公平的定量評估，從而對數據要素進行定價和收益分配。這就是數據要素定價的機理，在實踐中則需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數據資源的有效定價和合理配置。為此，理順各方關系至關重要。

證監會姚前：加快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研究數字稅:12月16日，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姚前表示，雖然平臺企業在發展最初階段，會向用戶發放優惠券和消費紅包，但更多只是一種營銷手段。作為價值創造來源，用戶卻未能真正享受平臺收益。因此，基于“用戶創造價值”理念，作為公眾代表，政府有必要像征收自然資源稅一樣，對平臺企業征收數字服務稅。（新京報）[2020/12/16 15:22:33]

數據相關方可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與數據生產消費直接相關的數據主體、數據處理者和數據使用者；另一個層次則是與數據生產消費間接相關的監管機構、國家以及國際組織。與數據生產消費活動直接相關的業務場景是：數據主體產生原始數據，通常包括識別客戶數據、交易明細數據等；數據處理者采集并控制原始數據，通過加工形成數據產品和服務，如客戶畫像、統計分析等；數據使用者從數據處理者獲取數據產品和服務，用于包括營銷推廣、識別風險等在內的商業目的。與數據生產消費活動間接相關的業務場景是：監管機構層面按職責對行業進行監管，比如反洗錢、反壟斷等；國家層面對數據治理進行立法，比如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并對數據跨境流動進行管控；國際組織推動全球數據標準制定，比如數據報文標準ISO8583、ISO20022等。

姚前：警惕投機分子哄騙消費者參與虛擬貨幣交易:今日，國務院參事室研究員、前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姚前發文《區塊鏈建設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和價值》。文中提到，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國際金融市場近期波動巨大。在這種特殊時期，普通民眾特別容易受到虛假信息的蠱惑，給違法犯罪分子更多的可乘之機。一些交易平臺借機炒作“虛擬貨幣是超越黃金白銀的避險資產”，其實質是投機分子哄騙消費者參與虛擬貨幣交易，借以牟利的消費陷阱。[2020/4/7]

目前數據相關方的權益分配存在諸多不合理現象，主要體現為數據處理者利用技術優勢和應用場景優勢壟斷數據權益。數據使用者通過數據處理者獲取數據產品和服務并支付對價；數據處理者壟斷數據權益，導致數據主體無法獲得轉移原始數據帶來的收益，國家也無法獲取相應的數字稅，監管機構也因“手中無數”而面臨監管和執法困難。此外，數據處理者為了維持數據收益，往往會利用自身科技優勢自建標準，形成數據孤島和數據壟斷。

聲音 | 姚前：各國央行數字貨幣試驗是比較秘密的曼哈頓工程 未必符合開源社區的需求: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前所長姚前近日在接受采訪時將Libra與各國央行數字貨幣進行了對比，他表示，兩者雖然均采用加密貨幣技術，技術路線有相似之處。但在發行方、技術平臺、可追溯性、匿名性、與銀行賬戶耦合程度、是否支持資產發行等方面存在差異。從貨幣層次看，央行貨幣是M0層次，銀行存款等傳統信用貨幣在M1和M2層次，而Libra則是在更高的貨幣層次。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M0與M2的比值約為4%。與數字M0相比，數字M1、M2……Mn更具想象空間。從創新角度看，各國央行數字貨幣試驗基本上是比較秘密的“曼哈頓”工程，這種方式未必符合現代開源開放社區的發展需求。（新京報）[2019/11/14]

數據托管基礎設施重塑數據權益分配格局

在傳統方式中，數據處理者包攬了數據存儲和數據使用；而在數據托管新模式下，數據的存儲、使用、管理相互分離，由數據托管者為各方提供公共可信的數據存儲和托管服務。數據存儲工作由專業的數據托管機構承擔，早期可從高價值數據和數據庫日志著手，以后逐步過渡到全量數據。數據處理者在監管條件下采集和加工數據，并向消費者提供數據產品和服務，加工后的數據也要交由數據托管機構統一存儲。數據托管還支持監管機構和國家有關部門開展防止數據濫用、監控數據跨境流動、執法取證、征收數字稅等方面的工作。

現場 | 姚前：數字資產才是數字金融的核心命題:9月17日，由萬向區塊鏈實驗室主辦的第五屆區塊鏈全球峰會在上海舉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姚前發表《數字資產和數字金融》主旨演講。姚前指出，數字資產才是數字金融的核心命題，通過數字化，資產屬性變得多樣化。數字金融發展將模糊場內和場外的界限。數字是價值，數字的流轉就是價值的流轉。數字金融自由而開放，不依賴傳統金融中介，資產數字化將催生金融的零售革命，將帶來更具深遠的金融變革。Libra提及的百分之百資產準備實際上是交由第三方存管，與央行數字貨幣不同。央行數字貨幣不僅僅只是法幣的數字化，未來的數字貨幣需要修補現有貨幣的弊端，未來的數字貨幣要超越美元，升級換代。

未來自金融模式下傳統金融業務將成為智能合約業態，智能合約承載著各種金融業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管住了智能合約，就管住了自金融。某種意義上而言，數字資產實際上更加可控，監管更加精準。與其擔憂監管的不可控，不如擔心監管的過于嚴格。[2019/9/17]

數據托管新型基礎設施改變了以數據控制者為核心的傳統模式，建立以數據為中心的新型生產關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數據權益分配格局，有助于在數據消費者和數據處理者之間建立公平的定價機制。

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姚前：現階段的央行加密貨幣設計應注重補充和替代傳統實物貨幣: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姚前署名文章稱，現階段中國研發央行加密貨幣的首要出發點是補充與替代傳統實物貨幣，其界定屬于現金（M0）范疇。在技術作為強勁驅動力的今天，央行加密貨幣必然要在吸收現金優勢的基礎上融入更多的新特性，如果只是亦步亦趨地模擬實物現金，能否達成此一目標令人懷疑，而且可能影響央行加密貨幣未來的競爭力。姚前指出，今年1月中國央行副行長范一飛署名文章充分論述了發行央行加密貨幣須選擇對現有貨幣體系、業務架構及基礎設施沖擊最小的方式。文章提到，央行加密貨幣應基于賬戶松耦合形式，使交易環節對賬戶的依賴大降。這樣既可和現金一樣易于流通，又能實現可控匿名。姚前文章稱，從最大限度保護商業銀行現有的系統投資角度考慮，已經對加密貨幣與銀行賬戶松耦合的具體設計進行初步研究，可考慮在商業銀行傳統賬戶體系上，引入加密貨幣錢包屬性，實現一個賬戶下既可管理現有電子貨幣，也可管理加密貨幣。[2018/3/7]

從數據處理和服務流程來看：數據主體將原始數據托管給數據托管者；數據處理者取得數據，加工數據，加工后的數據產品也需要被托管；數據托管者對數據處理者的數據使用和服務過程進行監督；數據處理者可以按照市場化的方式為數據使用者提供數據產品和服務。

從數據權益分配流程來看：數據使用者消費數據產品和服務并支付對價給數據托管者；數據托管者按照規則將原始數據權益分配給數據主體，將增值數據權益分配給數據處理者；數據托管者按照監管要求，報送監管數據并配合執法取證；數據托管者按照國家要求繳納數字稅；數據托管者按照通行標準進行數據治理。

數據托管的國際實踐

近年來，國際上在數據托管方面已經展開了探索，并在某些領域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中版權托管方面的實踐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為了實現知識傳播與版權保護兩者的平衡，全球非營利組織知識共享推出了許可證模式，試圖以一種自由、簡單、標準化的版權授予方式，在允許他人復制、分發和使用知識作品的同時又確保版權不受侵害。許可證類型分為六種。其中，最寬松的許可證允許再使用者只要注明出處便可以通過任何媒介分發、改編和重構原著，并且允許用于商業目的；最嚴格的許可證則僅允許再使用者以未經改編的形式復制和分發作品且只能用于非商業目的并保留原創者署名。目前，知識共享已經匯集了各類支持知識開放共享的教育工作者、藝術家、技術人員、法律專家、社會活動家及相關國際團體。他們將作品版權托管至支持知識共享許可證的內容平臺，以許可證的形式允許再使用者按照規定分發、重新混合、改編和重建原著。目前，Wikipedia、Google、Bing、Flickr、YouTube等互聯網平臺均集成了知識共享的許可證，超過14億件作品被托管至這些平臺，以許可證的形式開放共享，其中包含文學藝術、開放教育、科學研究等領域的視頻或音頻作品。

基于許可證的作品托管及分享模式，較為有效地解決了創作者權利保護與知識開放共享之間的矛盾，本文提出的數據托管思路也與之不謀而合。但值得擔憂的是，由于作品的托管機構中包括了Google、YouTube這類商業平臺，其商業逐利性很可能最終會偏離知識開放共享的初衷。有鑒于此，為了避免可能的商業利益沖突，數據托管的較好方案是：要么將數據托管在可信的非營利性公共機構，要么將數據托管在基于可信技術的Web3.0平臺。

前一個思路已有相似案例。2001年成立的美國科學公共圖書館是一家非營利性機構，其宗旨就是促進全球科學期刊開放共享。20多年來，PLOS組織了許多有影響力的期刊開放共享。研究人員可在經過同行嚴格評審后在PLOS上在線公開出版其研究成果，且成果可不受限制地被免費獲取。此外，PLOS還將與研究成果相關的基礎數據托管存放在專用數據庫，同研究文章一起發布，從而確保文章的數據可驗證、可復制、可重用，此舉有助于促進新的科學研究。總體而言，PLOS打造的交流平臺堪稱一個可信的數據托管基礎設施。

后一個思路正在積極探索中。區塊鏈技術在版權確權和維權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它可以不依賴特定機構又能有效規避商業利益與公共服務的沖突。目前知識共享正在積極研究如何將知識許可證模式與Web3.0技術融合起來，以便更好地實現知識的自由開放共享。

結?語

數據托管機構作為所有數據主體的受托者，對數據資產進行集中托管，可以有效保證數據安全、數據可控且高效利用。就像前臺的股票交易需要后臺的股票登記存管一樣，數據托管機構剛好承擔了大數據交易所的后臺基礎設施角色，從而與大數據交易所一道，構成了完整的大數據基礎設施體系。數據托管機構可以是由相關機構組建的數據托管行業聯盟，推動數據共建共享；亦可利用區塊鏈技術，基于聯盟鏈或有管理的公鏈，實現數據的鏈上托管、確權、交易、流轉與權益分配。哪種方式更好，有待在未來實踐中進一步探索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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