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隱私已死，數據所有權萬歲_AMR

編者按：本文來自頭等倉區塊鏈研究院，Odaily星球日報經授權轉載。人們關心隱私嗎？

2012年5月，我上了英國的全國新聞。為了抗議Facebook1000億美元的IPO，我刪除了自己的帳戶，于是我受邀來到了電視演播廳。當被要求解釋時，我回答說：“我不想再做信息的奴隸了。”我覺得Facebook把我們所有人變成了數據生產工廠。我已經受夠了。“從某種意義上看，這1000億美元的價值源于人們共同的夢想、希望、討論及圖像，這太夸張了。我不想讓扎克伯格變得更富有。”出于厭惡，我選擇了孤注一擲。新聞播音員直截了當地反駁道：“但你的觀點沒有用。數以億計的人買入了Facebook。”他說的沒錯。Facebook的網絡效應踐踏了我或其他人提出的任何社會經濟論點。似乎并沒有人關心隱私或平等，甚至他們自己的尊嚴。三年后的2015年年底，我當時在《衛報》的同事，一個叫哈里·戴維斯的初級記者，揭露了劍橋分析丑聞事件。他請我幫他挑起編輯部的興趣。我說，我會盡量從美國知名評論員那得到一兩句評價，以提升這個故事的知名度。我還給大衛·弗拉姆打了電話，他是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的前演講稿撰寫人，也是《大西洋月刊》的高級編輯。弗拉姆的回應同樣直言不諱。美國人并不在乎網絡隱私，他并不覺得這新聞能引起什么關注度。我認為這一跡象自2012年以來都沒有發生改變。當我埋頭于幾個月前幫助建立的研究項目時，我又再度回憶起了這兩次經歷。當用戶被問及他們對隱私和數據貨幣化的態度，有個人的回答得很直白。在此我直接引用這位受訪者的話：“我們用互聯網，他們收集我們的數據。這不就是付出與回報嗎，有什么好在意的。”為什么在過去的十年里，盡管隱私泄露事件一直在增加，但人們的態度幾乎沒有改變？劍橋分析丑聞可能已為眾人皆知，但這個故事只是每年大量數據丑聞中的其中一個罷了。比如反病軟件，它本身就是間諜軟件，它收集你最私密的數據，然后將其賣給全球大型公司。還有將你家的平面圖發送給其他國家的吸塵器，以及記錄下你每個單詞的電腦字體。而這些都只是當今發生的事情。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請，可以去聽聽杰米·巴特利特是如何說未來的。其實人們并非沒有注意到現實情況。事實遠非如此。他們反而確實會因為每天使用的科技而感到混亂，失去自身的權利。對于那些相信技術能夠帶來進步的人來說，這些情緒令人沮喪。人們不僅意識到自己必須生活在條款的專制之下，還知道他們除了遵守條款，已經別無選擇。他們被困住了。那么誰會捍衛自己的權利呢？答案通常是政府。但政府也不是善茬。他們忙于收集甚至公開出售我們的數據。無論是DMV兜售司機信息，NHS將患者信息賣給谷歌，還是愛德華·斯諾登所透露的那樣，像英國政府通信總部或美國國家安全局等機構強迫那些他們本應監管的科技公司為他們收集數據，這樣的例子不勝數，令人震驚。但在這項研究中，我還發現：如果你和別人相處的時間較長，你就會發現他們真的很在意自己的隱私，而且他們確實希望自己對自身信息有一定的控制權。他們通常將“我不在乎”這句話作為自己的盾牌，用來抵御問題嚴重性帶來的無助感。但這個盾牌下正保護著一樣珍貴的東西，那就是希望。黑暗中的希望

Allfunds和ConsenSys合作增強企業以太坊的隱私:10月21日消息，從2021年10月21日開始，ConsenSys將通過Allfunds Privacy提供Quorum訂閱，這是一種新的商業產品，允許企業利用為Allfunds區塊鏈平臺開發的隱私功能。[2021/10/21 20:46:41]

這項研究是受開源技術項目Streamr委托進行的。三年前，我受雇于Streamr，當時我被它改變個人數據格局的使命所吸引。研究結果總結可以在這里查看，但對我而言，總結中并沒有列舉我覺得最有趣的發現，也就是受訪者告訴你他們不關心數據，不關心隱私，但這并非是全部。如今的消費者已被逼得走投無路。另一位受訪者說：“我們沒有太多選擇，自己的生活已經不屬于自己了。”當人們面對自己的數字身份被公然使用和濫用，以及隨之而來的無力感時，人們會默默告訴自己他們并不在乎。這樣日子會過的容易一點。當我們給了參與者些許對他們自身數據的控制權時，這一事實就非常明顯了。當被問及人們是否愿意將其數據作為部分網絡集體出售時，絕大多數參與者都給予了高度肯定。當我們給他們提供一個數據聯合的實用示例時，發現他們更喜歡數據聯合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Swash作為一個基礎工具，使人們能夠選擇自身哪些瀏覽器數據可共享，哪些數據保持隱私。事實證明，如果用戶有部分權利，或設想出一種替代數據壟斷的方法，消費者就不會變得這么冷漠。當給予真正的選擇時，人們就會經歷一個顯著的轉變。當人們意識到他們可以選擇與誰共享數據、在何處出售數據、數據能賣到什么價格時，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活躍。他們會對自己的選擇深思熟慮。而研究人員很快就會試圖控制住用戶過高的期望，也就是用戶突然想完全控制自己在每個平臺上生成的所有數據。“信息奴隸”的精神枷鎖被解開了。如何改革數據經濟？

在進度緩慢的科技抵制潮中，世界并非沒有數據經濟的替代愿景。鑒于我們目前正處于一個圓形監獄中，光憑想象可能更輕而易舉。這些愿景概括如下：開放數據——在這個世界上，重要及有用數據在各方之間共享，并開放給所有人使用。隱私至上——數字平臺應盡量減少用戶數據，并且默認情況下，個人數據應默認保持隱私，并由用戶自身控制。只有在最必要情況下才應共享數據，且所有內容均應加密。數據所有權——人們應該能夠通過所有權框架控制他們生成的數據，并應有權將數據使用權提供給他們選擇的任何人。如果這些愿景無法實現，那么歷史最終將使它們變得毫無價值。按照這一指標，前兩個愿景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功。蒂姆·伯納斯·李的智囊團開放數據研究所大力提倡開放數據運動。它推動了英國的開放銀行業運動，并幫助建立了一種規范，即民主政府產生的數據應該向所有人免費開放。隱私至上運動可以說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包括ElectronicFrontierFoundation和PrivacyInternational在內的許多組織都在提倡保護隱私的目標，他們所擁護的原則已為GDPR和新頒布的《加州消費者隱私法》等強有力的立法提供了依據。最重要的是，現在人們可以使用大量保護隱私的工具。像Whisper、Signal、WhatsApp、Brave、DuckDuckGo和Firefox這樣科技產品意味著這些明確支持隱私保護的軟件已經進入了數千萬人的生活中。然而，盡管開放數據和隱私愿景在多次斗爭中獲得了勝利，但他們未能在戰爭中取勝。在全球范圍內，與歷史上的任何時候相比，隱私保護都在減少。開放數據運動面臨的問題是：開放數據運動需要國家頒布法律，強制數據巨頭放棄他們視為私有財產的東西，并與我們這些用戶共享。而相對應的策略是將權力交給數量最少的人，以希望他們能夠阻止另一小部分擁有很大權力的人更加富有。即使這種巨大游說能夠成功，開放數據法得以頒布，它的成功也只是暫時的。大型科技公司實際要花費多長時間才能反游說那些開放數據條款？這是一種錯誤策略，甚至伯納斯·李也在尋求另一種前進方向。而隱私至上這一偉大戰術策略需依賴其他數十億人，令他們采納并內化其近乎清教徒式的崇高理想。這些隱私權斗士們啟航數字版的五月花號，以重塑世界，堅持對隱私的態度，如此崇高的精神，以至于從你手中的手機到咖啡機再到汽車，這些技術都充滿了對個人的深刻尊重。所有信息點在發布之前都必須經過復雜的道德測試：發布此數據點是否威脅到我塑造自己身份的道德權利？不過這種戰略方法帶來的問題也在成倍增加。首先，從文化上講，你可以說服大多數人們將隱私置于便利之上嗎？答案不言自明。定期提出這些道德問題的認知超載，隱私技術的不斷采用和維護，都無法抵擋住便利帶來的誘惑，這一點通過人們掏錢給杰夫·貝佐斯，讓他通過Alexa監視自己即可看出。消費者將便利置于隱私之上的行為，每天都有數十億次。迄今為止的結果表明，爭奪思想的斗爭是無法成功的。其次，注重隱私的清教徒們根本沒有資源來重塑軟件及硬件世界。不管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用電路板重塑所有資本項目。為了確保不會有任何可能再次賦予中央集團權利的信息泄漏，世界上的每一個設備都需要重塑。當99.99％的硬件制造商的利益發生沖突時，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你無法改造世界上的所有硬件，那么隱私清教徒就只能試圖說服全球的蘋果、福特和Facebook來確保我們的隱私。這顯然是不具有什么說服力的。這就可以引出第三個問題，那就是，雖然人類可以被抽象為愛好隱私的個體，但那些在呼吸、在工作、在消費的真正人類，根本無法做到維護隱私。人們希望并需要建立聯系。正如企業家、紐約市民主黨國會競選人詹姆斯·費爾頓·基思最近對我說的那樣：“我們這一物種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是因為我們相互聯系。”如果說此次新冠病給了我們什么教訓的話，那就是：我們之間的相互聯系是現代社會和人類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我的同事法里斯·歐維斯所警告的那樣，新冠病正在考驗隱私與我們作為一個相互聯系的物種之間的界限。如今各國都在部署監測技術，收集我們的位置和健康數據，以緩解病的傳播，并最終降低死亡人數。那么我們是否愿意將這些數據提供給這些利益相關者，以換取使曲線平緩的可能性？如果可以，那么我們是否也可以讓醫療機構或保險公司獲取我們的數據，并將其出售變現呢？若你要說“不可以”，但倘若這些信息是被賣給制藥公司，然后他們根據這些信息發明疫苗呢？隱私系統設計者很少充分考慮到互連的需求。在數據經濟大環境下，隱私權給了你說“不”的權利。認為你并不想共享自己的身份及工作信息。但我們也生活在一個我們想說“是”的世界里。支持隱私的系統很少能滿足這種愿望。盡管隱私和開放數據運動的理想和目標在許多方面都是善意且正確的，但結果表明，這些策略和戰術都已經失敗了。盡管隱私保護和數據開放已經倡導了十多年，但絕大多數人在開放數據和隱私方面的處境都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糟糕。所以可以說：隱私及開放數據運動已死。干脆為它們舉辦葬禮，讓它們深埋地下。長期數據所有權

Cypherium首席執行官：隱私與互操作性是CBDC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四月28-29號舉行的首屆國際貨幣與金融官方論壇數字貨幣研討會上，Cypherium首席執行官郭楊睿發表了關于區塊鏈與央行數字貨幣隱私保護的演講。郭楊睿表示，隱私與互操作性是央行數字貨幣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公有區塊鏈是解決這兩個痛點的最佳技術。交易的內容可以放在私有賬本上，而其唯一對應的哈希可放在公有鏈賬本上作為憑證。Cypherium的互操作性解決方案可實時結算交易，成本低廉，并且支持隱私交易，在保護用戶隱私的同時滿足監管部門需求。[2021/4/30 21:12:22]

那么，作為烏托邦理想繼承者的第三個孩子，數據所有權又是怎么樣的呢？從杰倫·拉尼爾和尤瓦爾·諾亞·赫拉利到威廉，一群激進的思想家都在提倡數據所有權。其他涉足這一領域的初創公司似乎都并不想讓消費者擁有數據的真正所有權，而是用錢換取消費者調查之類的東西，給消費者獎勵以讓他們提供更多數據，而非自身已有的數據。而阻礙這一愿景成為現實的問題在于，使個人擁有并交易其數據是一個巨大的技術問題。為了進行說明，讓我們來簡要回顧一下首個將個人數據進行變現的實驗。20年前，一位名叫克里斯·唐斯的英國人決定出售他的數據。他從多家公司和網站上下載了他的個人信息，并將其放在Ebay上拍賣。最終，有人以315美元拍下了他的數據。成果還不錯，但還不算得到擴展。

從技術基礎設施的角度來看，如今試圖擁有并交易個人數據的個體仍然被同樣的無效工具所拖累。正如唐斯在他2017年發表的一篇回憶自己實驗的文章中所說：“令人失望的是，什么都沒有改變。如今經驗與17年前一樣笨拙、令人沮喪和混亂。”對于那些相信數據所有權模型的人來說，這是一場災難。基礎設施和機構根本就不存在。正如秘魯經濟學家埃爾南多·德索托所言，如果沒有基礎設施和機構來實現所有權，不僅權利不存在，適當經濟也不會存在。想象一下，在沒有房地產經紀人、律師、測量師、貨幣體系、法律體系或產權登記的情況下，你想獲得一所房子的產權是不可能的，對吧？而這就是數據所有權的用途。我想說，正是由于缺乏實現所有權的基礎設施，導致多年來人們的大量數據被濫用。Facebook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他們曾自豪地宣稱：“您在Facebook上共享的信息都僅為您所有”。但你自身無法利用或實例化自己的產權。這些都是虛無的。因為他們可以變現基礎資產，而你不可以，你是弱者，他們是強者。正如蒙大拿州參議員喬恩·特斯特在2018年國會聽證會上對馬克·扎克伯格打趣的那樣：“你一年賺400億美元，而我卻一分錢都沒分到，這些數據就像是你自己的”。通往數據所有權之路

波卡隱私項目Phala Network測試網隱私節點已超過700個:12月15日，Phala第三版測試網Vendetta網絡的隱私節點(TEE工作節點)超過730臺，總算力達到28萬Score，并觸發了排行榜流動性空投Firedrop。這意味著有近4000個CPU核心正在實時服務于區塊鏈隱私任務、超過了Oasis Labs、Secret Network等同類協議，Phala Network已經成為算力最大的去中心化隱私計算網絡之一。[2020/12/15 15:17:33]

既然個人數據市場價值數千億美元，那為什么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能夠使人們能夠成為下一個克里斯·唐斯呢？如今提供各式各樣服務的應用數不勝數，為什么就沒有能夠幫助用戶變現數據的應用呢？答案是，真正的個人數據變現在技術上很難實現。直到現在，其技術實現還面臨眾多難題主要問題如下：傳輸數據如果你想將數據賣給其他人，你就需要想如何將數據從原始來源轉移至潛在買家。唐斯是通過郵政寄出了他800頁的印刷稿。如今個人可以使用谷歌云端硬盤，但這在規模上是極其低效的。大型科技公司已為自身建立了數據傳輸后端，但普通人的技術有限，無法輕易使用這種類型的基礎設施。數據發現同樣地，和唐斯一樣，買賣雙方都需要一個能夠發現數據的地方，而eBay本身無法做到。這就需要一個具體的數據市場，能夠引導買家，讓他們知道自己想買什么。另外還需第二步：匯總。數據購買者不可能跟成千上萬個唐斯都去溝通，以買到滿意的數據。這是不實際的。個人需要一種能夠將其數據匯總或合并到市場上清晰、易于購買的數據產品中。微支付當你認為以上問題都可以解決的時候，棘手的問題就來了。賣出數據，要給人家報酬的，對吧？雖然我們既有銀行，也有錢。但如果一個買家花了1萬美元買了一個數據產品，而此產品數據是收集了100萬個人的，那你要怎么向每個人都發一分錢？普通銀行是無法做到的。這就需要微支付服務。如果你想讓數據所有權成為現實的基礎設施，那么數據傳輸、市場和微支付服務就是你的基本技術要求。值得注意的是，Streamr團隊正專注于將實時數據與數字支付相結合。到2019年10月，他們不僅建立了一個去中心化的、去許可的、端到端的加密數據傳輸網絡，而且還建立了一個用于發現及購買數據的數據市場。他們還添加了名為Monoplasma的使用加密代幣的微支付服務，也就是說，數據網絡、市場及小額支付，這三者能夠在Streamr的數據聯盟開發者框架中互相結合。此技術預計今年年底將會發布。以下為技術概要：

技術的構建方式至關重要。通常來說，企業會插手交易的中間環，什么都是他們說了算。但在Streamr的生態系統中，數據和支付直接在個人和買家之間進行，并通過兩個獨立的去中心化網絡傳輸。至關重要的是，這才是真正代表了自身意愿。如果我并不想共享自己的數據，就沒有哪個第三方可以凌駕于我的意愿之上。換句話說，不同意就不行。不過同意也代表著真的可以。現有的工具可供你隨意選擇。出于本文主旨，我簡單說說實際的數據聯盟是什么樣子的。重申一遍，想法是不值錢的。能夠將個人數據變現的實際實現非常少。而Swash就是一個將個人數據變現的實用工具。Swash由位于土耳其的一個小型團隊建立，是世界上第一個基于Streamr堆棧構建的數據聯盟。以下為1000個成員的搜索數據：

聲音 | 慢霧余弦：MimbleWimble并沒完全解決“交易隱私”問題:區塊鏈安全公司慢霧創始人余弦發微博稱，MimbleWimble并沒完全解決“交易隱私”問題，它讓交易在區塊鏈上不會暴露隱私，這個實現確實很漂亮，但由于它交易的特殊性，這導致相比其他匿名貨幣，基于 MimbleWimble 實現的在鏈下隱私與安全會遭遇更大挑戰。[2019/3/22]

Swash也能夠賺取利潤。該團隊開發了對應的應用程序，繼續為數據尋找買家、管理法律合同、完善數據、并添進更多數據聯盟成員。工作內容這么多，他們是不可能靠愛發電的。不過他們的報酬也并不高。當數據被賣出時，Swash最多只獲得所有收入的30％。Streamr構建了一個通用框架，讓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構建像Swash這樣的數據聯盟。該系統是去許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開源的，這意味著任何具備合適技能的開發團隊都可以加入并開始創建數據聯盟。當然，Streamr的技術堆棧并不是直接允許人們擁有數據所有權的唯一工具集。還有其他一些團隊，包括MyData聯盟團隊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歐盟和其他國家也已開始資助數據可遷移性和個人數據變現項目的開發。但在我看來，Streamr設定的工作標準，是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到過的。

數據所有權：一場社會經濟革命？

既然這些技術障礙都有可能克服，那么讓我們看看通過這些數據聯盟建立數據所有權都具備什么優勢。首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數據聯盟結構并不是特別激進。引用數據合作思想的主要先驅之一杰倫·拉尼爾和格倫·韋爾的話：“數據合作在現實世界中的實體形態及其必要性實在是令人再熟悉不過了。企業、勞工和消費者聯盟、農民合作社、大學、共同基金、保險庫、行會、合伙企業、出版商、專業協會甚至運動隊等組織，對于有尊嚴的社會來說至關重要，它們有效地承擔MID角色。”事實證明，健康的現代經濟充斥著代表我們利益的代理和機構。數據聯盟的唯一新穎之處在于，它們在數字領域為我們服務。我再定義一下所有權的類型。人們通常覺得數據所有權的定義十分簡單。我有一塊木材。我把它賣給你。木材就是你的了，我就沒有木材所有權了。但其實財產轉移所包含的行為范圍要廣得多。由于數據所代表的內容豐富，因此，在將數據作為財產進行轉移時，數據合作型組織可能會采用更類似于作者版權的租賃權，而不是簡單的產權。經濟學家瑪麗亞·薩沃納也對此進行了很好的闡述。而且，如果你看過實際的數據出售合同，其實租賃框架與其構建的框架相差無幾。企業不僅是出售他們的數據，他們還通過復雜的條款授予其訪問權限。這些合同有時長達100多頁。接下來再來說說數據所有權的具體優勢：

聲音 | 上海大數據聯盟馬慧民：用區塊鏈技術或能解決隱私濫用的問題:上海大數據聯盟常務副秘書長馬慧民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未來從技術手段上可以用區塊鏈來防范個人信息泄露。用區塊鏈技術或能解決隱私濫用的問題。在采集、使用數據的過程中，都會有記錄，也不能輕易篡改。同時，數據價值變現也能更加公開透明化，并有可能會解決歸屬權的問題。[2018/8/31]

更好的執行

那些注重隱私的人更傾向于使用過去70年才真正形成的法律框架。在歐洲，隱私權是《歐洲人權公約》的一部分。幾乎總是被遺忘的一點是，至少在英國普通法中，隱私權遠比我們現代的人權框架更植根于財產權。影響美國第四修正案起草的經典普通法案件是恩蒂克訴卡林頓案。恩蒂克是18世紀倫敦的出版商，但國王喬治三世的國務大臣不喜歡他的作品。于是部長派他的保鏢闖入恩蒂克的住所，搜查并沒收了他的冊子。恩蒂克起訴，但并不是為了言論自由或隱私權，而是由于財產被侵犯。法官們也都清楚：恩蒂克有權享用其財產，不受合法侵犯。正如首席大法官在1765年的判決中宣布：人們進入社會的最大目的就是保護自己的財產。在任何情況下，只要不是為了全體利益而被某些公法剝奪或縮減，這項權利都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我之文件，他人勿動。我之房屋，他人勿闖。我之土地，他人勿侵犯。數百年來，基于財產的權利賦予了人們更多的隱私權，這是現代隱私權無法比擬的。不久之后的某一天，我們就可以在上述聲明中再添一點：我之數據，他人勿用。因此，如果你想從硅谷和國家那獲得隱私權，那么，產權權利要比現代隱私權強得多。但還要注意第二點。無執行可能性的權利是相當無用的權利。目前，政府機構或企業在負責實現個人數據隱私權。我們都知道這是行不通的。政府機構在問題規模和他們所對立的權利力量方面都無可救藥地處于劣勢。但當數據被視為自由交易的財產，而不是淪為信息發布的道德問題時，執行的可能性突然增加了。數據聯盟成員不一定要有錢或受過高等教育才能保護自己的隱私。如今，他們將有一個具有經濟激勵機制的組織來代表他們，執行他們的權利。如果成員不想讓某公司出售他們的數據，那么該數據聯盟很可能會起訴該公司侵犯了現在的商業權利，而非侵犯人權。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他們通過執行用戶權利獲得報酬。數據聯盟成員也是如此。去壟斷數據集

數字信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只要按下復制按鈕，它就可以被完全復制，這一點一直使我著迷。但一些公司通過設法壟斷數據來發家致富。當然，這在一定程度是基于他們使用財產權來強制使用用戶生成的信息。但這些信息也屬于用戶。如果我在Netflix上觀看《虎王》，Netflix就會知道我正在做什么，以及怎么看的。但我只是沒有很好的方法來收集數據并加以利用。既然如今有可能激勵從用戶端收集和匯總數據，那么數據的去壟斷應該很快就能實現。谷歌地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壟斷了地圖應用，因為現在要想打入地圖市場，就需要擁有數千萬用戶，才能與谷歌用戶提供給谷歌的豐富信息相抗衡。沒有人會去使用一款無法告訴你從這頭到另一頭需要多久的應用。但是，應用接口和為該應用提供支持的基礎數據是兩個獨立的東西。如果我能收集谷歌地圖用來維持其壟斷地位的位置數據，那么我的數據聯盟就可以將這些數據租賃給任何想要創建新地圖應用的應用程序開發者。他們還可以在上面添加許多新功能。這只是舉個例子。那么Uber呢？Netflix呢？AmazonKindle呢？通過創建大型科技公司無法控制的、由用戶擁有的數據集，個人的創新能力將得到大幅提高。修訂后的歐盟數據可轉移性規則只會加速這一進程。數據尊嚴

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被利用了20多年的用戶最終將擁有拉尼爾和韋爾所說的“數據尊嚴”。數據尊嚴這一詞至今仍沒有明確定義。因此我將通過一個日常示例來介紹下直觀含義。幾乎每次我登陸某個網站或使用某個應用時，都會有長達40頁的合約條款映入我的眼簾。這些組織知道我不可能會一字一句地去閱讀這些合約。他們還知道，就算我讀過了，我也沒有律師團隊能夠幫我辯護以修改條款。他們冗長的合約條款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的不當行徑。我工作上進，同時還將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條，在家里，我是個好父親，在外面，我是一個很好相處的朋友，這些都令我感到十分驕傲。但是硅谷每天都把我當垃圾看待，而這僅僅是因為我沒有權利。要尊重我就意味著公司和網站所有者要認識到我的弱點，但仍然尊重我的選擇和顧慮。我希望我能夠真正選擇數字接口另一端了解我的人，并能夠選擇他們的數據處理方式。但國家及其隱私法規還不允許我這么做。據GDPR規定，我仍然被視為“數據主體”。我擁有財產的合法權益將使我重獲尊嚴；收取使用這筆財產的報酬將使我重獲尊嚴；執法人員的保護將使我重獲尊嚴；擁有真正的選擇將使我重獲尊嚴；推給我的東西，我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我和硅谷之間的權利分布將會發生改變，我將擁有更多的控制權。正如拉尼爾所說：“這就是人文文化的創造方式”。結語

本文篇幅不算長，未描述人們常對數據所有權框架發表的評論。此部分內容將在即將發表的第二篇文章中進行說明。最后我想說：將數據所有權作為奪回隱私，并在此過程中重獲尊嚴和平等的一種手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技術一開始都是可能存在缺陷的。制定支持性立法是個十分緩慢的過程。但在這段旅程中，最遠的一段路程還是人們腦海中的那段路程。我相信數據所有權是一個偉大的模因，它將比開放數據甚至隱私思想更易滲透。但要改變內部模式仍是一項挑戰。將人們的心理從個人數據利用狀態中解放出來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耐心和指導。但鑒于目前數據巨頭和普通人之間的關系，我相信會有數億人愿意踏上這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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