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貨幣:IMF何東詳解央行數字貨幣跨境支付：互通性是各類數字貨幣共存和互補關鍵_EXC

北京商報訊當前，業內認為，包括數字人民幣在內的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大有可為，但具體如何改變貨幣國際使用的傳統動因？又如何改善跨境支付的方式與效率？對使用國和發行國將會產生哪些宏觀金融影響？10月2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與資本市場部副主任何東就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何東指出，目前很多央行數字貨幣研究和試點項目主要集中在國內使用的場景，是否允許央行數字貨幣在國際上使用，仍是一個政策選擇和技術設計方面的問題，一些央行的實驗已經證明，使用央行數字貨幣跨境支付是可行的。

“當然，做出這樣一個政策選擇，既有好處，也有一定的成本。”何東稱，央行數字貨幣是中央銀行發行的一種數字形式法定貨幣，體現了數字技術的最新發展和成本降低優勢，如云計算和移動設備的普及。這些新發展大幅提升了個人和企業獲得以前只有金融機構才使用的支付工具的便利性。

?IMF：加密貨幣不應被授予法定貨幣地位，需要聯合監管框架:金色財經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為維護貨幣主權和穩定，加密資產不應被授予官方貨幣或法定貨幣地位。當地時間2月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網發布新聞稿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評估了一份名為《加密資產有效政策要素》的文件，并同意該文件中擬議的政策框架及要素。[2023/2/24 12:27:11]

例如，央行清算余額實時轉賬。同時，區塊鏈等分布式賬本技術實現了使用數字代幣在點對點系統上進行價值轉移，不需要再經過商業銀行這樣的中介機構進行轉賬。因此，何東認為，數字貨幣的使用，有可能改變目前以分布在全球各地、各時區的代理行和清算行關系為基礎的跨境支付格局。

IMF：中國數字貨幣經驗可為考慮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的國家提供有益借鑒:金色財經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起《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中國發展數字貨幣的經驗可以為考慮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的國家提供有益借鑒。IMF亞太部副主任克里希納·斯里尼瓦桑表示，近年來，中國在央行數字貨幣研發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數字人民幣已在一些城市和地區進行測試。他認為，數字人民幣具有促進普惠金融發展和提高支付效率的潛力，可以擴大支付服務的覆蓋率、降低家庭和小企業的交易成本、有針對性地提供財政支持、提高公共財政的透明度等。[2021/10/26 20:56:53]

“從概念上說，使用央行數字貨幣開展跨國交易的優勢非常明顯。不過，很難量化央行數字貨幣的成本優勢，從而進行凈收益分析。例如，對網絡安全和為操作風險最小化而進行的投入，可能會帶來不確定的、較高的額外成本。”何東進一步解釋道。

IMF總裁：決定動用“戰備基金”中的多數資金應對新冠疫情: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的方式比全球金融危機更加糟糕，再次與世界銀行聯合呼吁減免最貧困國家的債務。決定動用一萬億美元“戰備基金”中的多數資金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已充分意識到各國正應對美元流動性問題，敦促各國央行繼續向新興經濟體提供貨幣互換協議。希望全球央行尤其是美聯儲能夠在向新興經濟體提供貨幣互換方面采取更多行動。（金十）[2020/4/4]

在何東看來，央行數字貨幣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主要取決于其設計特性，便捷、低成本、安全、有彈性、停機零容忍以及能夠離線使用等，都是央行數字貨幣應具備的理想特性。與此同時，監管和執法部門需要實施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也需要實施一定程度的匿名和隱私保護措施。

聲音 | IMF報告：目前加密貨幣對貨幣政策沒有潛在影響:據bitcoinexchangeguide報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日公布了一份由IMF歐洲辦公室主任Jeffrey Franks撰寫的題為《加密貨幣和貨幣政策》的報告。對于為什么現在會使用加密貨幣，報告中指出了一些因素，包括技術進步、對傳統貨幣和銀行業的擔憂、隱私會議以及對政府角色的觀點。該報告進一步指出，目前加密貨幣對貨幣政策沒有潛在的影響，因為其總市值只有0.1萬億美元水平，而美國的廣義貨幣(M3)為14.2萬億美元。但在未來，大量的加密貨幣持有量可能會使貨幣政策管理變得復雜化。[2019/2/9]

央行數字貨幣用于跨境支付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何東介紹道，一國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既可以直接用于與他國的資金往來，也可以在他國國內用于支付。此外，如果能夠確保各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的互通性以鏈接整合不同的系統，則跨境支付和跨貨幣支付的能力會大幅提升。例如，可以建立專門的走廊網絡，譬如貨幣橋，實現多個央行數字貨幣在實時相互支付的基礎上進行交易和交換，并實現在不同類型的分類賬中同步支付。

央行數字貨幣的國際使用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的影響取決于其接受和使用的方式與程度。何東稱，與傳統渠道的貨幣替代或“美元化”相比，如果外國發行的數字貨幣在他國被允許直接使用，因為更便利、更容易獲取，發生貨幣替代的速度可能更快、規模更大。如果使用國的經濟周期與發行國的經濟周期不同步，該國利用貨幣政策應對沖擊的能力將受限，并帶來顯著的宏觀經濟影響。

不過，央行數字貨幣的跨境使用也可能會影響發行國貨幣政策的實施。譬如，如果對央行數字貨幣的外部需求引起大量資本流動，而本國金融市場又缺乏深度和廣度，貨幣政策實施就會更復雜。因此，發行央行需要考慮央行數字貨幣跨境使用所帶來的回溢效應是否符合其國內政策目標，以及為他國擔當最后貸款人是否符合其國家利益。

在金融穩定方面，何東稱，相對于局部“美元化”的經濟體所通常面臨的貨幣替代而言，外國數字貨幣直接使用而引發的貨幣替代可能會加劇貨幣錯配風險。在危機時期，使用他國數字貨幣也可能加劇國內銀行的擠兌風險，這是因為：如果向數字錢包轉賬比向境外銀行賬戶轉賬更快、更方便，那么銀行面臨的儲戶擠兌風險會上升。

“總體而言，我們的初步分析表明，數字貨幣的宏觀金融影響將取決于接受和使用的程度和方式。從量變到質變的角度而言，央行數字貨幣不會從質上改變推動貨幣國際使用的基本經濟力量，但從量上可以增強貨幣替代和貨幣國際化背后的動因。”何東直言道。

換句話說，有很多決定國際貨幣地位的基礎因素，如貨幣和金融政策的公信力、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決策機制的透明度等。央行數字貨幣只是其中之一。單靠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已有的國際貨幣使用格局。

因此，各國面臨的主要政策挑戰是：在實現更高效的跨境支付結算的收益的同時，需要思考如何維護貨幣和金融穩定。而要應對這些挑戰，需要各國央行密切合作以及國際社會的支持。要在實現收益、減少風險和降低溢出效應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辦法之一是通過建立貨幣橋等方式，來促進不同央行數字貨幣的互通性。

何東進一步稱，互通性非常重要，可以推動各類數字貨幣共存和互補，推進能實現自動化交易的外匯市場的發展。為了實現互通性，對央行數字貨幣新的功能和特性，需要制定相關標準，并需要各央行的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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