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肖颯：央行數字貨幣與反洗錢，你怎么看？_比特幣

商務部在今年8月14日印發的《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中提到：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而就在幾天前，深圳羅湖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正式落幕，中國數字貨幣在深圳打響了“第一槍”，1000萬元的紅包雨最終由47573人成功領取。這也是數字人民幣首次大規模向公眾開放。

今年年初，日本央行、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等6國央行和國際清算銀行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工作小組；其后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席卷的風暴，各國都加快了對數字貨幣的金融體系研究，到了三月，美聯儲與韓國、澳大利亞、巴西等九國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我國數字貨幣的研究本在全世界走在前列，這次卻都被排除在外，這些彌散著“數字貨幣冷戰”氛圍的形勢，都推動者我國法定數字貨幣逐步落地。

聲音 | 肖颯：發改委發文意圖是向市場釋放信號:據星球日報消息，對于國家發改委在《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年本，征求意見稿）》中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列為淘汰類產業，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表示，發改委此舉的意圖是向市場釋放信號，讓廣大從業人員和參與者了解“虛擬幣”挖礦行為并非我國政府所鼓勵的行為，而是被“淘汰”的產能。鑒于我國規范性法律文件對于 ICO 及變相 ICO 的態度是“非法公開募集資金”，可以判斷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法律并不會給予發行、買賣數字貨幣以“合法身份”，反而會更堅定地認為是非法行為。[2019/4/9]

而本文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步伐稍急的法定數字貨幣發行，對我國反洗錢監管會帶來何種影響？

聲音 | 肖颯：專門進行比特幣撮合交易和賺取差價的行為 可能涉嫌違法犯罪:中國銀行法學會理事肖颯發文稱，如果將比特幣當做一種類金融產品，以此為業，專門進行撮合和賺取差價的行為，有可能涉嫌違法犯罪。建議某些“交易所”“平臺”“社群”等能夠考慮到觸及紅線的重大法律風險，在中國境內逐步減少相關業務，同時，對于團隊關鍵人物進行程序法和實體法的輔導。除比特幣、以太坊外，其他一些主流幣或者非主流的ICO、STO而來的虛擬幣，法律界將其認定為非財物，也就是說在某些案件中，可能會認定為侵入計算機系統或者其他數據權類的違法犯罪。[2019/3/7]

問題引入

我們都知道，官方對我國私人數字貨幣的認定一般是：認為其易滋生資本外逃、貪污腐敗、地下經濟等問題；價格波動大，難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由于其具有隱蔽性、匿名性，在作為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資標的時，很容易引發犯罪。由2013年我國央行等五部委發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以及2017年相關部門再次聯合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可見一斑。

聲音 | 肖颯：盜取、騙取ICO代幣是否構成犯罪與幣價掛鉤:12月20日消息，律師肖颯在其公眾號上發表題為“盜取非知名‘虛擬幣’，也構成犯罪嗎？”的文章，最后得出結論：盜取、騙取ICO代幣，是否構成犯罪，其實直接與幣價掛鉤，“山寨幣”“垃圾幣”沒有刑法保護的必要，因此，盜取、騙取這些代幣，不應該構成犯罪。如果該虛擬幣雖然出身違法行為，但是具有相當的市場價值，則盜取、騙取行為可能會構成犯罪。[2018/12/20]

而與此同時，在我國央行推行數字貨幣的宣發中，卻認為這樣一種數字貨幣有利于滿足反洗錢、反恐怖等的監管需求。究竟為何產生這樣完全相反的結果，進行如下解讀。

兩者顯性不同之處

大成律所肖颯：黑客攻擊數字貨幣 至少犯了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肖颯今日表示，用戶對黑客黑客攻擊不必太過恐慌，即使ICO出口轉內銷，長臂管轄原則適用于世界各國。但目前國家沒有明確的管理身份，尤其是比特幣之外的數字貨幣，相關法律并不明確，不過如果有人像黑客一樣去偷貨幣，就是犯了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2018/3/28]

發行方式不同

央行數字貨幣遵循“央行——商業銀行”二元框架，實際上和紙幣的發行、使用方式是一致的。選擇兩元體系，不僅考慮到避免DC/EP信用水平高于銀行存款，導致金融脫媒的問題，還是大額吞吐帶來的必然要求。而這有別于比特幣、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點，實際上是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在此基礎上，DC/EP數字錢包的設計可以進行分級和限制額度的安排。比如級別較低的錢包可能用于日常小額支付需求；而經過身份認證、電子貨幣資產核實的賬戶，就可以獲得更高的額度與權限。

使用方式不同

具體來說，數字貨幣使用“一幣、兩庫、三中心”的架構是一種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質和支付渠道的方式。“一幣”是指央行擔保發行的DC/EPtoken，“兩庫”是指央行的發行庫和商業銀行的銀行庫，“三中心”則是指登記中心、認證中心和大數據分析中心。

針對作為DC/EP發行、流通技術保障的“三中心”，登記中心負責記錄發行、轉移和回籠全過程的登記；認證中心負責對DC/EP用戶身份進行集中管理，這是為了保證交易的匿名性；而大數據分析中心通過對支付行為的大數據分析，實際上就是為了滿足對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等的監管需求。

這也是在交易匿名與反洗錢等監管中的一個權衡。通過大數據進行反洗錢、反逃稅、反恐怖融資，雖然普通交易匿名，但用大數據可以識別出一些行為特征，從而鎖定真實身份。具體的例子如電信詐騙，識別特點往往是大量分散的錢集中到一個賬戶里面，突然又迅速地分散開，消失在眾多賬戶中。大數據識別、鎖定后之后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出犯罪分子。

可追溯的技術優勢

颯姐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過相關案例，原告通過固定可信時間戳而固定了電子證據，進而證實了證據的真實性。實際上，在當下互聯網興盛的當下，電子證據的采集使用，也越來越受到法院的重視。

而自帶時間戳的技術優勢是數字貨幣體系的一個必然。每一分錢都自帶從出生時起的詳細交易信息，包括交易時間和交易對手方等，無論如何混同，都可以順藤摸瓜、追根溯源。因此，隨著數字貨幣普及率升高，洗錢罪的發案率必然會下降。

寫在最后

以Libra為代表的數字貨幣旨在創建一個全球穩定幣。其以銀行存款與短期國債為抵押資產，同時采用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一方面，這種全球穩定幣在降低貨幣發行成本、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有巨大優勢，另一方面也會對國際金融體系產生較大的沖擊。

因此，2019年Facebook聯合全球26家企業發布Libra白皮書，直接挑戰各國央行貨幣主權，受到了歐美各國央行的抵制；而在2020年4月發布的白皮書2.0中錨定單一法幣后，就一下子鋪開了，也進而使美元的霸權地位更加強勢。

面對這種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大挑戰，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球范圍內推出已經勢在必行，積極運用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發揮建設社會的作用，才能站在這個時代的舞臺中央。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兼任北京市網貸協會法律顧問，主要從事互聯網金融法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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