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US:【熱門】揭開500億“區塊鏈”騙局：PlusToken傳銷案 宣判_數字貨幣

“PlusToken”平臺在國內國外大肆打廣告

　　打著“幣圈第一大資金盤”的幌子，利用區塊鏈技術、以數字貨幣為交易媒介，進行網絡傳銷。短短一年時間，發展會員200余萬人，層級關系高達3000余層，涉案金額500多億元……

　　江蘇省鹽城經開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這起披著“區塊鏈”外衣的網絡傳銷案，9月22日有了一審結果：法院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陳某、丁某、彭某等16名被告人二年至十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涉案贓物、贓款及孳息、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據記者了解，這是國內首起利用區塊鏈技術、以數字貨幣為交易媒介的特大跨國網絡傳銷犯罪案。

　　傳銷老套路，穿上區塊鏈新“馬甲”

　　2019年初，鹽城市局在日常網絡巡查中發現一個名為“PlusToken”的平臺疑似搞網絡傳銷，隨即成立專案組。

以太坊開發工具Remix已推出Starknet開發插件:9月5日消息，以太坊開發工具Remix已推出Starknet插件，可幫助開發者編譯代碼、部署合約、測試合約、導入項目、驗證交易，開發者可以在一個開發環境中完成合約開發的所有階段。[2023/9/5 13:17:54]

　　查明：自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陳某、丁某、彭某等人架設搭建“PlusToken”平臺，發展會員200余萬人。除境內會員外，還有不少境外會員，層級關系高達3000余層。在一年時間里，這個平臺吸收會員比特幣、以太坊幣等數字貨幣948萬余個，按當時市場行情計算，折合人民幣總值500多億元。其中大部分數字貨幣被用于發放會員“拉人頭”獎勵，還有部分被變現用于陳某、丁某、彭某等人日常開銷和個人揮霍。

　　“PlusToken”平臺為什么能吸收這么多會員？該案承辦檢察官、鹽城經開區檢察院第二檢察部負責人徐玉潔介紹，該平臺以“區塊鏈”技術為噱頭、以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為交易媒介，打著提供數字貨幣增值服務的幌子，承諾高額返利，吸引不明真相的群眾參與。

Carbonbase與HBAR基金會合作推出數字碳登記系統:金色財經報道，氣候技術和碳減排解決方案提供商Carbonbase宣布與HBAR基金會和ImpactX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推出亞洲首個數字原生數據庫全球氣候登記處(GCR)碳登記處。

GCR旨在為項目開發商、審計員和買家提供數字原生體驗，以注冊、驗證和購買高完整性數據驅動的碳信用額。GCR在Hedera Hashgraph網絡上開發，為碳減排項目提供了一種經濟高效、透明且可訪問的解決方案，以獲得經過驗證的信用。[2023/8/28 13:01:39]

　　陳某等人將平臺包裝成跨國企業；而彭某有傳銷犯罪前科，傳銷推廣經驗豐富；丁某在區塊鏈領域“有身份、有資源”，熟悉區塊鏈技術。

　　陳某、丁某規定：會員必須由上線推薦，并購買至少500美元的比特幣、以太坊幣等主流數字貨幣，再以數字貨幣入會，即可每月獲得6%至18%的收益，即靜態收益。

數據：2023年至今已有逾160億美元資本流入比特幣:金色財經報道，據區塊鏈分析平臺Glassnode披露數據顯示，2023年至今已有逾160億美元資本流入比特幣，但增長速度相對于2021年和2022年同期較弱。與此同時，比特幣的價格波動性已跌至歷史最低點，這意味著投資者在鏈上賣出比特幣的意愿達到歷史低谷，低波動性可能帶來的是市場的冷淡和疲憊，導致需求萎縮，市場仍然處于典型的熊市特征。目前，布林線上下軌之間的差距僅為2.9%，歷史上僅有兩次差距比這更小，分別發生在2016年9月和2023年1月。[2023/8/21 18:12:40]

　　會員推廣會員還能獲得動態收益。動態收益又分為直接鏈接收益和間接鏈接收益兩種，直接鏈接收益即第一層級下線每個賬戶靜態收益的100%；間接鏈接收益是第二層級至第十層級下線每個賬戶的靜態收益的10%。

　　為了鼓勵會員發展更多下線，“PlusToken”平臺推出“高管傭金”獎勵模式。根據發展下線數量和投入資金數量，將成員分為會員、大戶、大咖、大神、創世等五個等級，并按照等級高低疊加下線靜態收益作為獎勵和返利。

美法官駁回Binance.US對SEC新聞稿的投訴:金色財經報道，一位美國聯邦法官駁回了Binance提出的限制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新聞稿中使用與Binance.US的客戶資金管理有關的語言的要求，該公司認為這可能會在審判中損害它。主持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起訴Binance.US案件的華盛頓特區地區法院法官Amy Berman Jackson駁回了這些要求，認為法院的任務不是對案件雙方的公開聲明進行文字處理。Jackson表示“現在顯然不需要法院的干預，也不需要法院參與對雙方的新聞稿進行文字處理，也不合適。也不清楚該機構迄今為止的公共關系努力將對本案的訴訟程序產生實質性影響。

以Binance.US為名運營的BAM交易公司的律師周五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新聞稿提出申訴，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誤導性法外聲明表示關注。[2023/6/27 22:02:07]

　　該平臺自創“Plus幣”作為會員收益的結算方式。“Plus幣”沒有任何價值，其發行數量、價格、漲跌都由陳某掌控。會員賺取的“Plus幣”可以賣給下線，也可以通過平臺變現成為主流數字貨幣，但兌現需要后臺人工審核。

Curve上GEAR/ETH池流動性累積已達766萬美元，GEAR價格約為0.03美元:12月18日消息，據 Curve 官網數據顯示，Curve 上 GEAR/ETH 池流動性累積已達 766 萬美元，GEAR 價格約為 0.03 美元。

注：GEAR 是 DeFi 可組合型杠桿協議 Gearbox Protocol 的原生 Token，并于 12 月 13 日啟動 Cider' ed 流動性引導活動。目前 GEAR 已可供交易，但直到 12 月 22 日只能通過基于 Curve Finance 的 0xcider 合約進行買賣（流動性在 Curve 中，但通過 0xcider 執行）。12 月 23 日之后，GEAR 將可以完全正常交易。[2022/12/18 21:51:53]

　　“PlusToken”平臺的靜態、動態獎金制度設置與以往傳銷平臺類似，只是加入了區塊鏈、數字貨幣概念，沒有任何實體經營活動，都是依靠包裝，不斷發展下線維系平臺運轉，其實質仍是“龐氏騙局”。

　　引導偵查，追蹤450個比特幣

　　機關立案偵查后，鹽城經開區檢察院成立專案組，及時介入，引導偵查。

　　不同于以往辦理過的網絡傳銷案件，“PlusToken”平臺收取會員的“門檻費”均為主流數字貨幣，數字貨幣與人民幣流轉方式截然不同，不存在交易賬號和交易流水，參與人員是誰、在其中起什么作用？涉案資金流向何處？承辦檢察官圍繞證據要害、涉案金額審計等重點問題提出了10余條補充偵查意見。

　　眾多涉案者如何區分行為性質？承辦檢察官緊扣“傳銷”本質，對涉案人員在組織架構中的作用、發展層級數量、涉案金額等方面，將其分為發起策劃者、對組織建立擴大起關鍵作用的人員兩個層次，分別按照該角色在“PlusToken”平臺中具體所起的作用，嚴格按照司法解釋規定，從嚴認定組織者、領導者。檢察機關引導機關通過技偵手段鎖定境外服務器，固定電子證據，再結合相關證人口供形成了有效證據鏈，充分證明發起人陳某、“軍師”丁某、“運營”彭某等人在傳銷組織中起到的組織、領導作用，尤其是用證據將一直自稱只是一名普通會員的丁某鎖定為主犯，他在傳銷組織中打著區塊鏈幌子、雇用外國人做“傀儡”、偽造海外背景等，起到了“軍師”的作用。

　　如何查清資金流向？承辦檢察官根據犯罪嫌疑人口供和機關提供的審計報告，再結合鑒定報告，逐一核查涉案數字貨幣去向。在這一過程中，承辦檢察官發現有450個比特幣不知去向。而這450個幣的原始持有者——陸某某始終辯稱“助記詞忘記了，無法找回”。經過全面梳理陸某某、陳某某、劉某等人口供，發現450個幣的最終去向均指向了一個人——陸某某的弟弟陸某龍。

　　陸某龍在幣圈有一定知名度，曾是“幣知財經”的創始人。由丁某推薦加入，負責平臺推廣、對外宣傳。按照2019年6月市值來算，這450個比特幣合計人民幣4000余萬元。

　　承辦檢察官分析，陸某龍姐弟“玩轉”幣圈多年，深諳幣圈之道，加之價值之大，不可能犯這么低級的錯誤。遂引導機關以陸某龍為中心，輻射其周邊人，對他們的通訊設備以及錢包賬戶地址進行實時監控。

　　后經多次審查，成功追回200多個比特幣和10萬多個柚子幣，合計價值人民幣近3000萬元(行情變化)。

　　面對翻供，公訴人從容應對

　　由于涉案人員多、金額大，證人證言縱橫交叉，為了實現精準打擊，鹽城經開區檢察院積極聯合上級院、、法院進一步統一執法尺度，凝聚辦案共識；同時，在庭前圍繞案件定性和主從犯地位區分兩個方面，形成3萬余字的出庭預案材料，準備了60多項應對意見。

　　今年7月2日，該案開庭審理，3名公訴人出庭，而辯護律師有14名。

　　庭上，丁某面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全盤翻供：“我對指控我策劃品牌有異議。陳某只是跟我咨詢App信息，沒有告訴我層級模式，我不知道這是傳銷。”

　　公訴人結合案件事實，運用精心設計的訊問提綱，與丁某當庭質證：“你賬號下面的336個會員是誰發展的？這336個賬號就沒有一個人投錢嗎？”“我不知道。”

　　公訴人繼續問道：“鄭某、王某虎、陸某龍他們在平臺里具體分工是什么？”“鄭某負責平臺維護、技術開發，王某虎后來接替鄭某做技術開發，陸某龍負責推廣Plus。”“他們是怎么加入的？”“是我介紹給陳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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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訴人又出示了丁某與陳某的微信聊天記錄，證實“PlusToken”平臺名稱、組織架構、獎勵機制、運營機制等關乎發展的關鍵部分均由丁某和陳某商議策劃。

　　丁某仍堅持辯稱“我只是普通成員”，但隨著庭審的推進，他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犯罪事實暴露無遺。

　　公訴人對丁某和另外4名翻供的被告人的量刑建議刑期，均被法院采納。丁某最終被判處八年零八個月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人民幣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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