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陸:中國慈善落后美國嗎？_40億比特幣能提現嗎

此外，美國的一些相關法律也值得借鑒，比如遺產稅。不難推測，美國高達40%-60%的遺產稅促使不少捐贈行為的生成和基金會的建立。比如，2018年，美國全年捐贈額中有9%，即397.1億美元來自遺贈，是公司捐贈的兩倍。在中國，不完善的稅收優惠制度還包括股權捐贈、慈善信托等都還沒有適用的規定。

在中國，倒是《企業所得稅法》成了“黑馬”，2018年修正版第九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超過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準予結轉以后三年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這一比例以及允許結轉以后三年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在世界上都屬于相當慷慨的。

中美公眾籌款

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由國務院頒布實施，這是中國第一次引入了“公募”和“非公募”的概念，這在當時是個巨大的進步。因為自此，以個人、家族或企業捐贈成立的基金會成為可能。但是條例伴隨著這種劃分，也規定了相應的募集捐款的特定方式、公益支出最低比例及行政管理費最高比例等屬于“限制”的條款，對“非公募基金會”不得向公眾進行公開募捐的規定，阻礙了一些沒有公募資格的社會組織的規模化發展。

好在，《慈善法》雖然延續了“公募”、“非公募”的說法，但是為“非公募”的慈善組織參加公募活動稍稍推開了門——第二十六條規定，“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與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由該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中國移動聯合Zmeet和科大訊飛三方加強元宇宙合作，推出全球首個“云拜年”產品:金色財經報道，近日,中國移動聯合Zmeet和科大訊飛,三方從視頻會議、人工智能、元宇宙和云計算等數字經濟前沿領域一起合作,共同突破“無人區”,讓大家春節期間即使就地過年情況下,在和家親App里即可完成一起合影拜年。此次春節期間云合影,是國內首個一站式以視頻會議為載體,創造性地集成了Jump人景融合人工智能能力,完美解決了聚首不聚會的難題,讓親朋好友不用面對面,相隔千山萬水也可以一起完成云合影,享受親朋好友團聚的闔家歡樂!

用戶在和家親里面打開云聚會,主持人選擇個性化模板,賦予每個親人一個角色,然后開始夢幻的元宇宙合影歷程!在合影過程中,大家可以在元宇宙房間里,語音視頻直接溝通,做各種擺拍,一個姿勢不滿意,換個姿勢再來。（全球財經網）[2022/1/29 9:21:50]

中國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和延續了一些該條例精神的《慈善法》其實是參照了美國對私人基金會和公共慈善機構(publiccharities)的有關規定，但是標準嚴格很多，事實上維護了一些有公募特權的“官辦”社會組織的利益。

我認為根本還是公共部門對民間社會不信任造成的。加之前面提到的稅收優惠不到位，注冊需要業務主管單位，還有不時增加的各種行政規制，中國的慈善沒有能夠與其經濟發展、財富增加同步也就不足為怪了。

一個國家慈善是否發達，與財富水平有著直接的關系。顯而易見，由于資產富余或財務自由及其可能帶來的時間自由度，使得捐贈金錢和時間用于幫助弱勢群體、追求更美好生活、推動社會進步成為可能。影響慈善水平的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如前面已經將中國和美國做了一些比較的制度因素。而制度背后是“文化”。

聲音 | 中國經濟網：區塊鏈技術讓疫情信息更“真”:中國經濟網今日刊文《抗擊疫情?區塊鏈技術讓疫情信息更“真”》。文中提到，區塊鏈技術通過去中心化的共識機制，實現信息的不可篡改、不可抵賴及可信性。各大醫院、科研院所等權威部門，可以從更加專業的角度對部分重要的信息進行科學認證，得到越多權威部門認證的新聞、知識，越具有可信性。[2020/2/11]

應該指出的是，制度和文化是相互作用的。就今天的主題，我主要從歷史傳統、宗教信仰和價值觀等幾個“大”文化方面簡單分析制度的源頭，不求全，但指出中美兩國在慈善方面最根本的特點。

中美歷史傳統

首先講美國。最大的特征是“先社會，后政府”及“小政府，大社會”。

第一，除了印第安人，最早到美國生活的人是從歐洲去的新教徒，主要為的是逃避宗教迫害。一方面要面對開辟新家園的種種艱難困苦，另一方面警醒著不要把自己的新家園變成他們不堪忍受的歐洲，這些新大陸的新殖民者們互相幫助、平等友愛。當然這個基礎也是源于西方自治、民主的政體傳統。可以說美國的慈善傳統早于美國作為國家的歷史。世界上最早的慈善法是英國1601年頒布實施的，可以推測新大陸殖民者們是很有所繼承的。

第二，美國是個“大熔爐”文化，世界各地的移民懷著對新生活的向往，不僅僅靠早期的征服，以后更加靠寬容、互助、平等、友善，靠制度，弘揚著“人類之愛”的精神。作為證明之一，在美國，“僑民捐贈”十分突出：每年通過直接捐贈給家鄉、匯款、捐贈給慈善中介組織由其轉贈的來自華人、印度人、拉美人的善款，源源不斷地流入他們故鄉的學校、社區。在美國的華人捐贈——不管是給故鄉的，還是給本地、本社區的，都很突出。大約十年前有過相關的研究。

聲音 | 中國移動郭漫雪：5G和區塊鏈本質上一樣 都是改變社會數字化生態和產業合作的模式:11月8日至9日，“2019世界區塊鏈大會·烏鎮”在烏鎮互聯網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在9號下午的“破譯5G+區塊鏈，為了時髦，還是實用？”圓桌論壇上，中國移動研究院業務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郭漫雪表示，區塊鏈本質上也是一種信息化的技術，但它跟我們原來的互聯網技術最大的變化是它從信息的交換變成價值信息的交換，實際上在我們現有的信息化基礎上會讓人們的溝通變得更加高效，行業的協作、生態的協作變得更加高效。所以說，其實5G也好，區塊鏈也好，它是一種改變社會數字化生態或者改變大家產業合作和數字化經濟的模式，所以它們兩個在本質上是一樣的。[2019/11/9]

中國突出的傳統特征是什么？我想首先是有數千年影響的儒家思想。“大一統”的政體，“家國”概念，使得“社會”和“私人”概念稀薄。儒家思想對社會的指導是三綱五常，講究“差序”，與西方傳統大相徑庭。

另一個重要特征是注重宗族。所以中國傳統的“樂善好施”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利他觀表現，主要是鄰里互助、宗族內弱勢個人的扶助，是國家救濟不足的補充。清末民國時期因為有初級的資本主義、民族資本家，略有改良社會性質的慈善，1949年以后則被當作“草”割掉了，四十多年后才又被官方所認可。所以中國現代慈善不僅比美國現代慈善晚了一百多年，而且因為中間時期全然的空白，發展稚嫩。所以2016年通過《慈善法》在中國社會是一件多么值得慶賀的事情就顯而易見了。

宗教助力美國慈善捐贈

在美國，捐贈給宗教領域的數額占總捐贈金額的大約30%多，歷年來超過教育、人類服務、醫療健康等領域，高居首位，去年略降，也達到29%，仍然位列受贈領域第一。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薩拉蒙教授在《全球公民社會——非營利部門國際指數》中所提出的分類，宗教分為宗教禮拜組織和宗教服務組織。宗教服務組織如教會開辦的學校、醫院、避難所等，屬于慈善用途。

聲音 | 中國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我相信重視區塊鏈技術決不是鼓勵大眾炒幣:據環球網報道，中國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項立剛近日表示，區塊鏈“國家隊”進場，可能成為幣圈新一輪的炒作機會。一個網友打了個形象的比喻：“正規軍進山，第一件事就是剿匪。”到目前為止，區塊鏈還沒有被較大規模應用到社會經濟的某個層面，我相信重視區塊鏈技術，決不是鼓勵大眾炒幣，更不會鼓勵發眾多的空氣幣，而是要把區塊鏈技術研究透，用于社會管理和技術能力提升。[2019/10/29]

在美國，新教是繼天主教、東正教之后的基督教第三大教。基督教新教在美國從信仰人數上講是最大的宗教。一般認為，基督教的“救贖”精神成為其信徒從事慈善的主要動因。同時，美國是個多種族的移民國家，很多移民帶去的宗教信仰其實承襲和豐富了美國慈善文化，比如佛教、伊斯蘭等世界主要宗教教義中都有鼓勵慈善的內容。有統計表明，在美國的個人捐贈中，70%以上是捐給各種教會及其開辦的扶危濟困等慈善事業的。

宗教在美國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帶動了慈善捐贈和義工即志愿行為，相對來講，在中國是不大看得到的。

價值觀深刻影響慈善文化

我個人的觀察，美國慈善文化之所以深刻，有以下兩個重要的價值觀：

第一，公民性。這里的公民性既指慈善捐贈者和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及志愿者的身份的公民性，即獨立的、各自承擔權利和責任的個體和集體；也指其運作的公民性，即以獨立的非營利組織為橋梁和載體的慈善生態圈的有效作用。根據《憲法》，公民有結社自由。

動態 | 中國銀聯借力區塊鏈等技術創新支付發展:據金融時報消息，為讓普惠金融惠及更多城市、鄉村居民，中國銀聯順應時代潮流，緊跟技術發展趨勢，深入應用金融科技，借力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創新支付發展，為產業各方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支付清算服務。[2018/11/14]

按理說，注冊一個慈善組織、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不應該困難重重。只有大量規范、成熟、進取的社會力量，個人、家族、公司等私人部門的捐贈才有實現目的的載體，財富與社會進步的循環才能夠形成。

公民性還體現在慈善精神的傳承。慈善作為一種價值觀，貫穿于每個人一生及其下一代。美國很多慈善家在被問到為何以捐贈方式“散財”時，會回答說，是從小看到父母就是這樣做的；課余和業余經常與朋友參與社區服務；幫助到別人很快樂等等。慈善或者公民精神不是作為一門課來學的，而是一個公民終身的實踐。這里補充一句，做義工也是一種慈善行為，因為這也是將個人的私人資源貢獻給社會。

第二，自愿性。其實這一特性與公民性關系非常密切。自愿性是指是個人的自發選擇和行動——不管是捐贈者還是非營利組織從業者，還是志愿者；不管是貧是富；不管是高官還是普通百姓；不管出身、年齡、性別、宗教信仰等等。前面講了，慈善可能有很多動機——救贖、回饋社會、慈悲情懷、追求公平正義等等，無論哪種動機，無論捐1元還是1億元，都應該是自發的，不是被迫的。

公民性和自愿性兩個價值觀不僅成為慈善的驅動因素，而且是使慈善可持續的關鍵因素。我有一個觀點：來自公司的捐贈較個人捐贈更多受經濟形勢、法律規制等外部因素影響；而個人捐贈越多，說明內生的驅動力強大，慈善具有彈性和韌性，慈善文化相對越成熟，因而更加可持續。中國和美國有兩個不同的例子證明我這個觀點。

2008年中國捐贈形成“井噴式”爆發，1070億元，而2007年還是223億元人民幣，當然，很大部分是為汶川特大地震捐的款。因為公司捐款占比大，所以公司捐贈也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經濟的“晴雨表”。中國慈善捐贈去年754億元人民幣，較前一年的1500億元幾乎“腰斬”。在中國總捐贈額中，來自個人及家族的占比近些年有進步，正從七、八年前的30%逐漸上升，現在到了近50%，這其中互聯網網上捐贈功不可沒，去年大約31億元。

美國則是一直有80%左右的捐贈是來自個人及遺贈，另外20%來自基金會和企業捐贈。美國每個家庭每年慈善捐贈款約占其家庭收入的2%。這個數字相當穩定。一方面，無論年景如何，就是某年經濟狀況不利，國內生產總值停滯或者下降，全國平均起來，還是有大約2%的家庭收入會捐出來用于慈善。另一方面，無論家庭收入水平如何，富裕的家庭還是窮人的家庭，都是差不多2%年收入用于慈善捐贈。

說完普通人，再舉個高凈值人群的例子，典型的案例是GivingPledge，捐贈承諾。這是2010年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發起的，號召美國最富有的個人和家庭把財產的一半或以上承諾捐出用于慈善，很快他們把這個變成全球領域的倡議。截止現在，已經有204位承諾者，其中包括5位中國富豪。大家可以看到，現在中國和美國的大富豪人數相差不多，但是參加這個倡議的中國人比例要低很多。

應該有很多原因，其中我想有制度原因，比如遺產稅的設置呀，等等，但是一定還與個人的財富觀、捐贈動機、是否對慈善實施機制和機構有足夠的信任等等。記得蓋茨巴菲特剛剛宣布這個倡議不久，他們就來到中國，想得到中國的響應者，然而一個高調的會議后來被調整為內部晚宴，受邀參加者甚至都沒有公布姓名，當年更沒有來自中國的承諾者。現在這五位的出現還是表明了慈善家本人及其家庭的慈善意識已經比較成熟，他們敢于披露姓名，也說明了對社會給予慈善家的評價打消了一些過去的顧慮吧。

中國五位承諾人是：蒙牛創始人牛根生、深圳市海云天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游忠惠、北京東方君公益基金會發起人董方軍、湖北美好置業劉道明、BenDelo是一位計算機科學家，也是比特幣及其他加密貨幣衍生品交易平臺BitMEX的聯合創始人。

認識差異與差距

才有望彎道超車

前面介紹過，中國慈善事業隨著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的頒布實施取得了“質”的飛躍，因為該條例在中國第一次使私人資源得以組織化，用于公共利益，進而彌補了慈善生態鏈原來前端的缺失。這個節點類似于100年前的美國——一個經濟騰飛產生大量私人財富的時代，也是私人財富即將大規模進入慈善領域的時代。歷史節點的相似性使得中美慈善有一定比較意義，此為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主要原因是“可獲得性”或者“便利性”。改革開放后，美國慈善機構在中國本土有長達30多年的歷史，在資助、從事或者參與的活動領域，美國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其實踐比較為中國慈善領域所知。其他便于中美比較的原因還是有的，比如語言的優勢——英語是中國人掌握程度最好的外語，因此無論是資料的閱讀、梳理，還是面對面的溝通、培訓，中美之間的交流渠道最順暢。

第三個原因是我作為一個慈善實務工作者，認識到差異和差距，愿望上是以美國為對標，使中國不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稱號，彎道超車，成為世界慈善強國。2018年2月媒體報道，胡潤研究院數據顯示，中國以819位十億美金富豪人數位列世界第一，而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經濟體富豪人數總和才剛剛達到800人。僅僅在兩年前，中國的富豪人數仍與美國不相上下，均為500余人。然而彼時，很遺憾地，我正感覺到現實離我原來的愿望越來越遠了。

希望這份對中美兩國慈善文化的觀察、分析，能有助于幫助中國更好地培育慈善發展的土壤，創造更有力的慈善發展環境，人人有表達“人類之愛”的權利并且實現它。

作者簡介陳一梅

萬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畢業于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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