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a:技術與人的互構：“道德物化及其批評”七人談_MIT幣是什么幣

荷蘭特文特大學技術哲學系教授彼得-保羅·維貝克。圖片來自ppverbeek.org

洪靖老師是荷蘭特文特大學技術哲學系教授彼得-保羅·維貝克的首位中國學生，且博士論文做的就是“道德物化”研究。請您具體談談“道德物化”有哪些理論觀點。

洪靖：更加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道德物化”。我在荷蘭特文特大學讀書的時候，維貝克跟我就這個問題進行了無數次交談。

在第一個層面，我們對“道德物化”有種比較保守的理解，那就是把它看成一個技術評估的倫理學思路，認為“道德物化”的根本旨趣在于防止技術濫用，進而侵犯人類的根本價值。但這樣理解無法將“道德物化”與傳統的技術評估區分開來，也降低了這一思路的創造性。所以，我們需要從另一個層面來理解它。當維貝克提出“道德物化”這一觀點時，在他腦中呈現的是一個積極的倫理學的思路。從根本上來說，“道德物化”不僅僅是為了評估技術的倫理風險，它最終在朝向一個積極的方面努力，即通過對技術人工物的設計來規訓人，使人能夠通過技術的使用變得更加道德。這才是“道德物化”的核心觀點，但是這一觀點經常被低估，大家還是認為“道德物化”和技術評估是一樣的。不得不說，這非常令人遺憾。

近年來國內有不少關于“道德物化”理論的介紹，我們注意到維貝克的《將技術道德化：理解與設計物的道德》的中譯本很快要再版了。請這本書的譯者之一閆宏秀老師介紹一下這本書的情況。

將技術道德化：理解與設計物的道德

彼得·保羅·維貝克/著

閆宏秀、楊慶峰/譯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11

閆宏秀：荷蘭學派技術哲學在國際技術哲學界近來影響很大。特別是在技術哲學經驗轉向的背景下，其對物與道德、物性倫理的研究極具特色。與此相隨的，是技術哲學界的“物轉向”。那么，物在人的存在中、在人類社會中有什么樣的作用，即物究竟做了什么，物與倫理道德之間的關聯何在？這是維貝克近年來的研究重心。

我和維貝克相識，主要因為欣賞他的大膽嘗試：從一種打破傳統主體二元對立的視角出發，采用調節的視角來解剖技術物與倫理道德，即對“將技術道德化”或者說“道德物化”進行探尋。這種嘗試極具新意，當然也飽受爭議。從我認識維貝克開始，學界對他的爭議就一直存在，并已持續十幾年。當然，這恰恰凸顯了社會對“道德物化”的關注。如在2014年，Philosophy&Technology期刊發表了由伊萬·塞林格、唐·伊德、伊博·范德波爾、馬丁·彼得森等人撰寫的關于維貝克工作的探討。目前，維貝克是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院成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科學技術倫理委員會主席、荷蘭特文特大學建校以來的第五位終身教授。2016年，維貝克被聘為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的客座教授。

動態 | 騰訊云宣布與楊浦區人民政府達成戰略合作，把區塊鏈等新興技術與民生服務進行融合:11月20日，在2019騰訊全球數字生態大會·上海峰會上，騰訊云宣布與楊浦區人民政府達成戰略合作，雙方將一同推動楊浦區智慧化建設，把騰訊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等新興技術，與城市建設、政府治理、民生服務進行融合。[2019/11/20]

最近幾年，伴隨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等技術的發展，技術與倫理道德之間的深度關聯，日漸迫使人類反思技術是否道德化的問題，“道德物化”觀越發令人深思，且備受關注。因此，我就和楊慶峰老師要到了MoralizingTechnology這本書的版權，對其進行了系統整理和翻譯。洪靖博士當時還在維貝克門下讀書，給予了我們很多幫助。這本譯作出版后，反響非常不錯，并在今年1月出版了第二版。

維貝克關于“道德物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兩本書中，一本是WhatThingsDo——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另一本是MoralizingTechnology。實際上，第二本書是對第一本書更加細致深入的延伸性分析。針對維貝克的觀點，有不虞之譽，也有求全之毀。我一開始對維貝克的工作也有很多誤讀，但有幸能夠和他本人進行多次溝通，以消除這些歧見。

WhatThingsDo

Peter-PaulVerbeek

PennStateUniversityPress2005

我們注意到，《將技術道德化》這本書清晰地介紹了“道德物化”理論的基本思路，可惜荷蘭學派“道德物化”觀點的溯源在書中并沒有得到系統梳理。

王小偉：提出“道德物化”這個詞的人并不是維貝克，而是他的老師漢斯·阿赫特豪斯。阿赫特豪斯曾是特文特大學的哲學系主任，在荷蘭名氣很大。他一直專注研究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可惜他的作品大都是荷蘭文的，國內介紹得非常少。在國內比較知名的是阿赫特豪斯的一本被譯成英文的作品——American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EmpiricalTurn。美國技術哲學家伊德認為這本書是一部重量級作品，因為阿赫特豪斯首先注意到技術哲學從傳統的宏大敘事、技術形而上學轉移到了研究經驗知情的具體技術品，這一改變被稱為“經驗轉向”。

AmericanPhilosophyofTechnology:

TheEmpiricalTurn

AchterhuisH.,R.P.Crease

dianaUniversityPress2001

阿赫特豪斯早在1995年的一篇雜志文章中就提出了“道德物化”，當時他主要研究了荷蘭交通部針對環保問題的調查。荷蘭是一個低地之國，有相當一部分國土在海平面之下，因此特別重視氣候變化，強調環保。但是荷蘭交通部的調查發現，荷蘭人一面呼吁環保，一面每年都坐飛機去旅行，造成了大量碳排放——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大家一面討論道德問題，一面違反道德要求？這種“雙標”是如何形成的？阿赫特豪斯認為，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道德決策僅看成是人的意志活動，而應該充分考量道德決策當中涉及的物質環境。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或許可以通過社會制度以及技術人工物的設計來營造一種積極的物質環境，這種環境可使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更加容易得到實踐。

動態 | 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發布規范區塊鏈的指南:據cointelegraph報道，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為政策制定者發布了關于如何管理區塊鏈技術的建議。該指南預測區塊鏈可能會影響主要應用，如加密貨幣、共享數據服務、智能合約、去中心化市場、真實性跟蹤和數字身份應用。[2019/5/1]

洪靖：我想補充一下。荷蘭有工程師立國的傳統，整個國家實際上都是通過巨大的工程建立起來的。因此，荷蘭人不太排斥使用技術，不像那些熱衷宏大敘事的技術哲學家，如海德格爾、艾呂爾等人，這些人從整體上來說對技術持一定的消極態度。維貝克所在的特文特大學是荷蘭的“4TU”成員之一，即他在一所理工大學的哲學系任教，他對技術的發展是比較樂觀的，但認為技術發展應該符合人類的善良期待。維貝克本人長期給理工科學生講倫理學課、傳授“道德物化”相關思想，其中很多是做工業設計的學生，他自己也在指導一個設計實驗室。

對理工科學生來說，“道德物化”具有可操作性，這和傳統的宏大敘事哲學不同。倫敦·維納在“DoArtifactsHavePolitics?”一文中精彩地討論了嵌入了種族歧視價值觀的低通橋的案例：一座橋的高度太低就必然使買不起車、只能坐公交車的黑人無法通行。汽車安全帶的設計也是“道德物化”的一個經典案例。不系安全帶的話，它就會不斷發出提示音，迫使你系上。拉圖爾認為，安全駕駛的價值作為一個腳本被寫入安全帶的設計系統，這個腳本要求駕駛人員去配合演出，最終完成一個安全駕駛行為。維貝克經常使用的是汽車減速帶的例子。我們在學校路口經常會看到減速慢行的交通指示牌，但光有指示牌，效果并不好，很多人還是會超速。如果在這里設置一個減速帶，那么這個技術系統內在的腳本就會要求駕駛員減速，以此進一步降低交通事故率。這類例子在日常生活當中隨處可見，是“道德物化”的一種不自覺使用。

Autonomous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asaThemeinPoliticalThought

LangdonWinner

MITPress1978-8

“道德物化”似乎是非常有效的倫理路徑，但不是所有人對此都有積極評價。黃柏恒老師曾多次撰文討論價值和技術的張力問題，請您具體談談。

黃柏恒：“道德物化”這個觀點實際上與很多理論有相似性。比如，弗里德曼的價值敏感性設計、福格的說服性技術理論以及比克的技術社會建構論。這些理論都認識到，技術不是價值中立的工具，技術同我們的社會價值系統高度互聯。

“道德物化”理論的主要特點在于，它依賴于后現象學的技術哲學，而其他理論很多是在工業設計、傳統STS或社會學前沿研究中逐步開展的。比如，說服性技術研究本身就是一個計算機軟件工程的項目。相較而言，“道德物化”更加具有理論性和哲學味道，這也是近幾年這一思路在技術哲學圈內不斷引起討論的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道德物化”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產生一些積極影響，但作為一名哲學工作者，我對此也感到憂慮。一旦技術人工物被寫入價值的這扇門被打開，就可能會有人把自己偏好的價值寫入技術物，進而通過使用這種技術迫使其他人追隨他的個人理想。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這有可能導致“價值家長制”的風險。

動態 | 陜西農業農村廳：把區塊鏈等技術與農業農村相融合:據三秦都市報4月11日報道，昨日陜西省農業農村廳稱，陜西省農業農村信息化工作將以網絡強國、數字陜西戰略為引領，聚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產業脫貧、“3+X”工程和農村人居環境等重點工作，把人工智能技術、5G技術、區塊鏈技術、空間遙感等先進信息化技術與農業農村相融合，全面提升信息化服務農村經濟和鄉村振興的水平。[2019/4/11]

我能夠感覺到“道德物化”必然會給具有專業工科知識的人更多權力，使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設計技術人工物，并將自己的價值推廣開來。普通人是不可能參與前沿技術的設計和研發過程的。誰來參與呢？主要是工程師，而工程師的設計過程是沒有必要向公眾公開的。至少目前工程師的設計無須向公眾征求意見。所以，由于技術壁壘的限制，普通人對技術的設計沒有發言權。我們可以大膽想象一下，隨著人類社會的深度科技化，我們每個人的具體體驗，哪怕是最直接的感官和知覺體驗，都需要通過技術調節來完成。比如，虛擬現實技術會使技術直接“入侵”傳統意義上最直接的視覺體驗。這樣一來，我們的生活處處都會被科技調節。

科技對我們來說是“黑箱”，但對工程師來說是一種可以嵌入價值的工具，那么我們終有一天會變成工程師的奴隸。這進而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負載特定價值的技術由精英主導，這可能導致“價值家長制”；另外一種情況更加惡劣，即技術由國家主導，這可能會導致“價值殖民主義”。

“道德物化”會導致工程師治國，這可能造成對普通民眾自由的侵犯。張衛老師是國內較早對“道德物化”進行反思的學者，您似乎也有此憂慮？

張衛：“道德物化”對自由的侵犯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沒法泛泛而談。我們首先要對自由作細致區分。以賽亞·柏林將自由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指免于被干涉的自由，積極自由指可以主動去實現特定愿景的自由。

我認為可以物化的自由主要集中在消極自由保障之外的一些重要的公共善，如一些基本權利。但是，我們不能通過技術人工物的設計去插足消極自由所保障的領域，如不能通過特定的技術設計剝奪言論自由權。而在積極自由領域中，“道德物化”的情況可能更復雜一些。對于沒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主體來說，有些時候使用內嵌特定價值的技術去干涉積極自由是可以得到辯護的。因為這樣的主體理性還不夠發達，還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最終會阻礙其實踐積極自由的能力。比如，給小朋友戴定位追蹤手表，大家覺得可以接受。但對于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來說，有人也可能選擇實踐積極自由來傷害自己。比如，明知抽煙與肺癌存在關聯，還是選擇抽煙。這種情況我們能夠通過道德物化技術人工物來規訓嗎？我覺得可能還不行。我們必須尊重個體自治，因為個體自治所墊靠的自由是消極自由，即免于被人干涉和支配的自由。

一旦我們把自由進行細分，就會發現“道德物化”對自由的侵犯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不同的情境下，采用不同的道德慎思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很難一概而論。

黃柏恒：我補充一點。實際上關于價值殖民主義的問題，我在JournalofResponsibleInnovation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已經有比較深入的討論。除此以外，美國學者波夫卡曾經在Journalof

北斗鏈創始人張蕾：工業級的技術架構和高素質的產業人才，將加速區塊鏈技術與產業融合的進度:金色財經現場報道，2018世界制造業大會區塊鏈技術與產業融合應用論壇上，北斗鏈創始人張蕾表示，工業級的技術架構和高素質的產業人才，將加速區塊鏈技術與產業融合的進度。[2018/5/26]

ChinesePhilosophy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討論互聯網可能對儒家的傳統價值造成影響的文章。她認為，互聯網內嵌了“自由”的價值觀。在西方，很多學者討論過“自由”，如密爾、洛克等大家耳熟能詳的哲學家。到了康德那里，“自由”被形而上學化了、絕對化了。自由邏輯支配下的互聯網顯然在功能上物化了這種價值——互聯網強調“終端對終端”的溝通，web2.0鼓勵每個人都成為網絡內容的制造者，捍衛每個人的聽眾權等。比如，早期的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巴洛在《網絡空間宣言》中明確表示，民族國家不應也不能將自己的權限擴展到網絡空間，網絡空間應處于無政府狀態。這種“自由觀”在美國能否被全盤接受都很難說，更何況將其應用在一個文化和國情完全不同的國家？波夫卡稱，這種自由必然和儒家重視義務的傳統產生沖突。

我們可以把互聯網技術看成是物化了自由的技術，而未來互聯網會變成什么樣，有賴于不同國家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價值博弈。針對這個問題，我和王小偉寫了一系列文章專門討論網絡與儒家之間的關系。這一思路乍一聽有些牽強，儒家和互聯網能有什么關系呢？實際上，如果我們注意到當今中國在精神層面始終還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而這種精神氣質又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當下中國的和文化風向，就會明白這一視角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閆宏秀：關于“道德物化”對自由的影響，我覺得除了對自由的侵犯，也有對自由的培養。比如，用戶在超市使用推車需要交一枚硬幣作為押金，歸還推車后會退回押金。此前上海也用此法，但現在基本上被棄用了，因為人們逐漸養成了用后交還推車的習慣，就不再需要用硬幣來規訓了。所以，硬幣策略一開始約束了人的一種自由，但后來又培養了另外一種自由。“道德物化”是一種非常具有操作性的技術倫理思路，結合當下，我想或許可以用它來考察抗擊新冠疫情中的新技術應用所帶來的問題。在此次的疫情防控過程中，抗疫機器人、大數據、智能封條、輔助家居隔離及健康碼等技術應用，一方面反映了技術力量的強大，另一方面帶來了各種倫理問題，需要對其進一步反思與考察。

謝謝幾位老師對“道德物化”及其批評的介紹和分析，下面我們來談談“道德物化”理論的旨趣問題。如果把“道德物化”僅僅視作又一個應用倫理學思路，那么它和后現象學的關系似乎就不是很緊密了……

楊慶峰：我和閆宏秀教授接觸荷蘭學派的技術哲學相對比較早。2018年曾在維貝克那里參會，也邀請過維貝克來上海大學做演講，洪靖博士在中間幫了不少忙。在國際技術哲學界，維貝克和伊德經常同時出現在各大會場，他們在理論上的師承關系是清楚明白的。但我的整體感受是，相對于伊德的后現象學的工作，維貝克在理論上的創見似乎并不太多，只是把伊德的后現象學做了一個倫理轉向，用來考察技術帶來的一些倫理問題。當然，他對伊德提出的四種人技關系做了進一步拓展，增加了復合性關系和賽博格關系。但是，這種發展很難被認為是一種理論性的發展，而更多的是一種補充性的解釋。

久其軟件：公司正在從三個方面著手區塊鏈技術與應用的研究工作:久其軟件3月23日在深交所互動易平臺回復投資者提問時表示，公司正在著手區塊鏈技術與應用的研究工作，目前研究方向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資產管理系統，包括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金融資產的數字化全生命周期管理；二是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新一代數據資產管理解決方案；三是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供應鏈金融平臺方案。[2018/3/23]

所以我的整體感受是，荷蘭學派的工作，尤其是維貝克的工作，理論性并不是很強。另外，我們都知道后現象學研究的一個最直接的目的是規避主客二分，即避免將人看成唯一的主體，將技術看成工具。但在剛才幾位學者的談話中，我隱約感覺“道德物化”似乎又預設了主客二分。比如，“道德物化”中描述技術與人的關系的mediation一詞被譯成了“中介”，這就仿佛是一種空間性的關系——人在一邊，世界在另一邊，通過技術進行橋接。這顯然不符合后現象學的基本邏輯。

洪靖：楊老師的觀察非常仔細，我也認同維貝克的工作在理論上的創見性不強，他更多關注的是實踐與操作。我想他的初衷還是要“做”技術哲學，而不是研究技術哲學。荷蘭學派的整體氣質是比較重視經驗的，包括我本人在維貝克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DesignforGreen:EthicsandPoliticsforBehavior-SteeringTechnology，基本上也非常重視具體案例研究，投入現實、強調操作、鼓勵參與。不過，我不認為他仍然抱有一種主客二分的主體主義哲學態度。把mediation翻譯成“調節”可能更好些，因為技術不是在人和世界之“中”，它們沒有這種物理意義上的空間關系；技術也不是在人和世界的中間去調節人的體驗，調節意味著一種“互構”，即人和技術的互相構成，完成體驗。

劉永謀：關于“道德物化”的旨趣問題，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王小偉老師曾經和我說過荷蘭學派的“道德物化”研究和我的技術治理研究有諸多相似之處。我的興趣主要在于考察技術對于社會的調節功能，試圖通過技術的應用來提高治理效率。“道德物化”顯然可以被看作是技術治理的一種實踐策略。

在這一點上，我和楊慶峰老師的看法有很大差別：楊老師可能還是覺得“道德物化”應該做一點現象學，而我對這種“躺椅哲學”不是很感興趣。我認為，技術哲學還是要關注現實問題，要為解決現實的倫理困境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不能陷入空談和玄學爭斗。從這個角度上來看，“道德物化”理論是非常親中國土壤的，因為我們的文化重視實踐和操作。在這個哲學越來越無用的時代，哲學家將自己的工作推廣開來，并產生現實的社會影響，是一件很緊迫的任務。

王小偉：這種分歧是常見的。實際上，即使是后現象學也飽受爭議。楊慶峰老師是伊德的研究專家，在《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術現象學研究》一書中對后現象學進行了哲學史的梳理。楊老師可能認為后現象學的工作理論性也不是很強。伊德并沒有繼承傳統胡塞爾現象學的問題域，沒有去繼續考察意識的先驗結構是什么這類問題，而是完全轉向了研究技術人工物對人的經驗的調節。他吸收了利科的詮釋學和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開創了所謂后現象學路徑。

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術現象學研究

楊慶峰/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11

一個經典的現象學家可能認為伊德的著作和現象學沒有任何關系，但我想捍衛一下伊德。他明確談到現象學不是一個問題域，不能由胡塞爾來規定現象學研究什么具體問題。現象學是一種考察問題的方法，堅持這種方法就可以說是在“做”現象學——這也符合胡塞爾的本意。胡塞爾認為，現象學“所關涉的不可能是某些可以從定義上一勞永逸地確定下來的術語，而只是一些用來進行描述和對比的手段，它們的意義必須根據具體的人分析狀況，而從每一個個別情況中得到原初的、新的吸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伊德繼承了現象學方法的三個方面：一是注重考察知覺經驗的可能性，二是繼承了胡塞爾的變更理論，三是延續了胡塞爾對于生活世界觀念的討論。他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都延續著現象學的一些基本氣質，即回到事物本身，讓事物自身說話。“道德物化”看上去是一種倫理路徑，但本質上是描述性的，即描述“道德經驗”如何通過人技互構。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到維貝克過多討論道德哲學。道德哲學考察道德原則何以可能、特定價值如何辯護等問題，維貝克沒有涉足這些研究。

為什么當今的技術哲學會出現經驗轉向？宏大敘事的技術哲學為何不再受到歡迎？我的感受是，中國的哲學系學生似乎仍比較偏好宏大敘事的哲學家。

王小偉：這其實是科學哲學實踐轉向后技術哲學領域的必然轉變。科學史告訴我們，從17世紀開始，科學研究活動就越來越依靠工具，科學慢慢變成了技性科學。伊德“工具詮釋學”的工作本身是考察科學知識何以可能的認識論問題，他徹底地把注意力轉移到了實驗工具，討論工具就不大用得上海德格爾的觀念——海德格爾認為，技術的本質根本不在工具性里，而在技術成為可能的存在論條件里。

另外，傳統哲學在全世界都遭遇了挑戰，不少大學的哲學系被撤掉。相對而言，應用倫理學的研究日漸昌隆，這似乎是時代的大潮。我們不能認為研究一個哲學史上的人物就很哲學，關注現實問題就不哲學，古希臘時代的偉大哲學家所關注的恰恰是所處時代最前沿、最緊要的問題。不過，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題，我們的時代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要回應技術。時代也決定了應該如何去回應，我們不太可能繼續按照古希臘自然哲學、中世紀神學或形而上學的方式去回應技術所帶來的挑戰。英美哲學思維的主要特征是經驗化、重視具體問題——同樣是現象學，后現象學者和法國的一些現象學家的工作有著云泥之別。

劉永謀：我最近在比較系統地閱讀斯蒂格勒的著作。斯蒂格勒的工作具有高度原創性和啟發性，讀起來讓人受益匪淺，但并非沒有問題。在我看來，一個作者把文章寫得清楚明白是對讀者的基本尊重，而斯蒂格勒的行文相對比較晦澀，加之運用了太多概念，有疊床架屋之嫌。在我看來，有些概念似乎不是特別必要，也沒有什么新意。比如像“負熵”這樣的概念，已經被濫用了。如果將其進行二次翻譯，其實都是一些非常簡單的道理，沒有必要采取這種特別的話術。因此，從這個特定的角度上來講，我還是比較偏好荷蘭學派的一些工作。如果有可能，我試圖把這些工作融入我的技術治理的理論建構中來。

王小偉：劉老師的感受想必也是伊德和維貝克的感受，他們認為海德格爾、艾呂爾等人的工作太懷舊，把技術當作鐵板一塊，過于抽象以及一般化。一般來講，哲學的確應該研究最為一般的問題，所以這些宏大敘事往往能夠贏得世界性的聲譽。不過在今天，構建宏大理論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了，或者也可能是越來越沒有必要了。做這些嘗試的人甚至被諷為“雞尾酒哲學家”，他們中的一些人的思想過雜，歸因過于簡單。經驗轉向后，技術哲學家關注具體的技術問題，這需要做非常細致的科學工程考察，不可能在沒有具體的科學技術知識的前提下對技術本身做籠統討論。所以從整體上來看，不能認為后現象學和荷蘭學派的技術哲學是膚淺的。膚淺的本質是沒有歷史感，但是荷蘭學派的工作顯然是在對技術哲學史充分反思的基礎上做的一次抉擇。

幾位老師能否介紹一下“道德物化”理論的中國化情況？在技術哲學的國際討論中，是否有中國哲學家的話語建構？

張衛：我一直都在關注“道德物化”的中國化問題，并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藏禮于器”觀念對進一步拓展“道德物化”思路似乎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我也寫了一些文章來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中國傳統儒家特別重視“禮”的概念，“禮”強調的不僅是個人的道德修養，同時也重視通過各種器物的設計和布置來影響人。比如，《天工開物》中對一間房子用什么顏色、什么材料，建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時辰動工等有特定的講究，并都以“禮”的要求來規范，這和我們今天建造房屋所考慮的內容大不相同。今天我們考慮的是光線、濕度、噪音等一系列現實問題，不太會考慮超越性維度，也即“禮”的維度。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傳統建筑本身處處都有道德物化的內容。當然，這里的道德物化并不是我們今天在技術哲學中談論的“道德物化”，這兩者有本質區別，但是又有相似之處。因此，回顧道德物化的中國實踐，我們或許可以針對“藏禮于器”做一些重構，從而進一步發展道德文化的技術哲學思想。

天工開物

宋應星/著

岳麓書社2002-01

王小偉：最近幾年，技術哲學中國化的相關研究如火如荼。今年，《中國哲學前沿》雜志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集中討論儒家與技術哲學之間的關系。此外，由米切姆先生作序，我和柏恒編寫的HarmoniousTechnology，TowardsConfucianEthicsofTechnology一書，將于2021年2月由路特勞奇出版社出版，現已在預售。此書是首部從儒家角度系統討論技術哲學的著作，匯集了國內外一大批青年技術哲學工作者的文章。這些文章行文都很簡單明白，看起來一點也不高深。不過思想一旦被寫得清楚明白，就沒有哲學味了。對古希臘學者來說，研究哲學是一種生存活動，而不單是一種認識活動，或者說他們生活的目的就是求真。中世紀的神學研究作為信仰活動也是生存活動。人的生存活動具有超越性維度，這個維度原先帶有神秘性特點，但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昌明的時代，這種原來通過神秘主義或宗教完成的超越性，現在可以通過審美或科學幻想來實現。所以，從小處著眼探究一個具體的問題，多多少少是新時代哲學的特征。“道德物化”就是這樣一個具體的、謙卑的、現實的技術哲學新路徑，值得進一步研究和發展。

最后，我想用《三體》里的一句話作為結語——劉慈欣借葉文潔的口說：“人類真正的道德自覺是不可能的，就像他們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大地，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借助于人類之外的力量。”從“道德物化”視角看，這種人類之外的力量就是物的力量。

葦草智酷簡介——

葦草智酷是由長期從事互聯網前沿思想、人文、科技和投資領域的專家所組成一個的思想者社群組織，其前身是已運營5年的互聯網思想者社區—網絡智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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