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毅：拉斯海馬的陶瓷遺存與中國考古_

朱爾法遺址南區考古發掘全景圖翟毅攝

考古工作者正在發掘朱爾法陶罐翟毅攝

阿爾馬塔夫北區T0302第①層下灰坑出土細頸玻璃扁瓶張然攝

作者：翟毅，系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拉斯海馬，或稱哈伊馬角，對中國的廣大讀者是一個遙遠且陌生的名字。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卻發現了大量中國瓷片，甚至不乏明代御窯產品。是怎樣的機緣使這天涯海角之地與一個中原王朝發生了聯系？

1、拉斯海馬與中英阿聯合考古

拉斯海馬，地處阿拉伯半島東北端，是從波斯灣進入阿曼灣海峽南岸的一處坐東面西的海灣，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七個酋長國之一。其東部的阿爾-哈扎爾山脈與阿曼接壤，深厚的褶皺狀沉積巖成為干燥沙漠地帶的天然儲水帶，為農業耕種創造了條件。山脈西側則因千百年來季河的沖積形成山前沙地。如今，20公里的直線距離內便可領略從崇山峻嶺到海濱潟湖、鹽沼的多重地貌變化。特殊的地理環境孕育了多樣的生活方式，當地居民以山地部落、沙漠部落和海濱部落三大部族組成，至今依然可從姓氏追溯其淵源。

在沙漠遍布的阿拉伯半島上，拉斯海馬自古便是不可多得的人類聚居地之一。這里發現的人類遺跡最早可以追溯至舊石器中期，之后的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出現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以及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密切交流的人類文化，至薩珊王朝時期此地出現帶有軍事性質的防御據點。8世紀，剛剛步入伊斯蘭時期，拉斯海馬便以“朱爾法”之名出現在伊拉克總督哈扎吉·伊本·優素福的東征路線上。隨后10世紀，在阿拉伯地理學家馬卡迪斯的旅行見聞中，盡管只有寥寥數語，它卻也是椰棗成林可供給旅人食水的綠洲驛站。14世紀之后，朱爾法港隨著忽魯謨斯王國的興起迅速崛起。時至今日在其保護區內地表仍可見明清時期的中國瓷片。大航海時代之初，歐洲冒險家循著古代航線的記載駛入阿曼灣。拉斯海馬遂先后被葡萄牙、英國殖民者占領。以西亞為中心的古代海洋貿易網絡逐漸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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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學者是西亞、非洲地區考古工作的先行者。自二戰以來，他們長期持續的考古發掘、調查工作對于構建當地的基本文化歷史框架起到了奠定作用。以拉斯海馬地區為例，現代考古工作最先于20世紀60年代由英國女考古學家德卡爾迪的一系列青銅時期墓葬調查開始。70至90年代初，伊拉克、美國、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的考古隊伍紛紛開始了各自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他們的工作不但涉及古代文明的聚落起源與發展，同時發現了大量唐代至清代的中國陶瓷器，將古代中國與近東地區的文明聯系在一起。

貫穿整個中古時代，無論陸路驛站還是海路港口，中國陶瓷的身影幾乎遍布世界貿易網的各個角落。然而最先開始將世界東、西兩方遺址出土的中國陶瓷關聯討論的，卻是憑借其二戰后迅速發展的經濟實力率先走出亞洲的日本學者。20世紀60年代，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對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中國陶瓷進行了全面的調查。隨后，三上次男基于其多年在亞非等國的工作與見聞撰寫了《陶瓷之路》一書，為研究東、西方之間源遠流長的文化與經濟聯系奠定了學術基礎。同一時期，我國陶瓷學者也逐漸形成“外銷瓷”的概念。最具代表性的如從20世紀30年代便著眼外銷瓷研究的韓懷準先生，他于1960年著成《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一書，涵蓋了20世紀上半葉東南亞地區發現的中國陶瓷資料；隨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陶瓷學者掀起了研究古代陶瓷貿易的熱潮，代表成果如馬文寬、孟凡人兩位先生的《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一書，葉文程先生的《中國古代外銷瓷研究論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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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環印度洋的各個考古遺址中都不乏中國陶瓷的身影。其作用在海外國際考古中愈見重要。中國古代陶瓷的產地廣泛，時代、地域特色鮮明，出土量大，與亞洲其他地區和非洲陶瓷制品相比質量上乘，經濟與文化價值更高。這些特點使得中國陶瓷在海外成為遺跡斷代的時代標準之一。但是外國考古工作者往往缺乏對中國陶瓷的認識和研究，許多歷史信息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陶瓷考古工作迅猛發展，重要成果卻不能及時有效被外界得知。從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的古陶瓷研究便在馮先銘先生的帶動下將傳統古陶瓷研究與田野踏查、考古發掘逐漸結合；至20世紀末，中國境內發現了七千余座古陶瓷窯址，各個窯系都形成了排列有序的歷史發展脈絡。然而，這些知識發展僅通過有限的渠道得以傳播，知識的壁壘亟待打破。

便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催生了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與英國杜倫大學考古系、阿聯酋拉斯海馬古物與博物館部的聯合考古項目，并且得到了北京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的大力支持。參與各方著眼于古代世界貿易的大格局，決定就印度洋、中東等地區考古發掘和調查出土的中國陶瓷器等文物展開更為系統詳細的研究，力圖完整展現古代海洋貿易從生產方到終端消費地的各個環節。拉斯海馬海外考古項目便是在這幅宏圖中的一站。

2、朱爾法古港考古——中國大遺址調查理念的實踐

2017年8月，在杜倫大學考古系德里克·康耐特博士的引薦下，故宮博物院與拉斯海馬酋長國古物與博物館部建立了聯系。在為期七天的調查訪問中，三方進行了四次正式會談，調查考古發掘遺址八處、現代港口調查一處，赴兩所博物館調查學習。其間，拉斯海馬酋長國酋長沙特·本·沙克爾·阿勒卡西米殿下還熱情接待了我方到訪人員。酋長本人非常重視拉斯海馬的歷史文化建設，親自兼任當地文化部部長，對中阿兩國在當地展開考古文化合作予以肯定，并全力支持。2018年5月，雙方首先開始了拉斯海馬酋長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出土中國陶瓷的整理工作。2019年1月，隨著聯合考古協議的簽訂，正式的考古發掘活動隨后于同年1月、11月以兩個發掘季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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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拉斯海馬的考古發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朱爾法古港遺址。從早期歐美、日本考古隊的發掘、調查得知，該遺址是一座興起于14世紀的海濱港口聚落，包含有清真寺、防御工事、環壕等公共設施。古港由阿爾馬塔夫、阿爾努杜德兩島組成，兩島西臨波斯灣，東側為一彎潟湖，成為天然的駁船埠頭。潟湖如今已經淤積填滿，兩島與大陸連成一片。其中，上世紀90年代，阿爾馬塔夫約28萬平方米的面積設立為考古遺產保護區。南部阿爾努杜德未被列入保護區，尚保留有7萬4千平方米海濱沙地，受到城市發展建設的嚴重影響。因此，首次試掘地點定為阿爾努杜德遺址內最高的一處沙丘。盡管這次發掘并未發現建筑類遺址，但是完整揭露了該沙丘的地層堆積，發現至少兩處人類活動踩踏面。此次發掘出土了元代青花瓷殘片和福建地區生產的青白瓷殘片。這一發現超出了原本對阿爾努杜德遺址作為朱爾法古港外緣地區的設想：說明該遺址人類聚居的發展至少不晚于古港中心區域，即14世紀已經初具規模。

2019年11月至12月，在朱爾法古港遺址的阿爾瑪塔夫保護區開展了第二個發掘季度，分別在保護區的南區、北區各揭露遺址面積51平方米和113平方米。

南區發掘地點選擇在1990年法國考古隊曾經發掘過的堡壘遺跡沙丘西側，靠近海濱潟湖一側。沙丘頂部尚保留20世紀初建造的石砌堡壘遺跡。以正方向象限布方，分別在I區(象限)、III區(象限)進行發掘。

南I區地勢呈東南高、西北低的緩坡狀，共布設3×3平方米探方6個，揭露地層堆積平均深度約0.20—0.30米，可劃分為4層，未見遺跡。地層堆積中出土了較為豐富的陶瓷器殘件，仍以當地產朱爾法夾砂紅陶和灰陶器為大宗，其次為西亞地區產的孔雀綠釉陶、釉下繪熔塊胎陶、醬釉陶器等，遠東地區中國產瓷器有青瓷、青花瓷、白瓷盤碗類殘件，以明晚期至清代景德鎮窯產品為主，另有少量泰國產青瓷。此外，還發現有玻璃器殘片，銹蝕嚴重的銅幣殘片，以及鐵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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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III區地勢呈現東向西降低的緩坡狀，共布設5×5平方米探方2個。其中探方T0101西部開掘的探溝內共揭露地層堆積11層，發現有灰坑、土坑灶及石砌墻基三類遺跡，其中灶坑內發現有炭灰等用火遺跡。出土遺物仍以朱爾法夾砂紅陶和灰陶器為主，器型有罐、壺等類。次為西亞產孔雀綠釉陶、釉下繪熔塊胎陶及醬釉陶。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產瓷器有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花瓷、白瓷、青白瓷及紅綠彩瓷，廣東福建地區產醬釉粗瓷等，泰國產青瓷、青花瓷等。其中，中國產瓷器年代以明代中后期至清中期為主。

根據該探溝目前地層堆積中出土中國產瓷器的年代分析，該區最早階段屬明晚期，從該地區的歷史背景看屬16世紀末至17世紀的葡占時期。

北區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朱爾法城鎮邊緣地帶，因此從未開展過考古工作。我們在地面踏查中，采集到明代初期景德鎮官窯青花瓷標本，并發現一處石砌墻基及一處完整陶罐窖藏，故選取遺跡所在沙丘布設5×5平方米探方6個。發掘共揭露地層堆積6層，發掘至距地表深約0.45米處，發現了較為豐富的遺跡，包括灶、烤爐、灰坑、柱洞及墻壁遺跡等2處。這些遺跡展現了進入現代化以前當地傳統的生活方式。

截至目前整理，此區共出土了近9000件遺物，其中90%以上為朱爾法陶，出土了一件完整的朱爾法夾砂紅陶罐，小口，圓腹，斂足，凸底；西亞釉陶仍為孔雀綠釉陶和熔塊胎陶；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產的瓷器有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花瓷、白瓷4件、青白瓷及廣東地區產醬釉粗瓷等；另有泰國產青瓷。中國產的瓷器年代以明中晚期至清代為主。此外，還出土有較多玻璃手鐲，其中一座灰坑中出土了一件侈口、細頸、圓形扁腹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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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探查，阿爾馬塔夫北區地層堆積深厚，遺跡豐富，初步推斷是一處人類頻繁活動、延續時間較長的聚落，參照中國瓷器的年代分析該區亦與南區一樣，至少存在一個16—17世紀葡占時期的人類活動層。

在發掘的同時，以中國大遺址調查的理念，充分考慮遺址內部的分區和遺物所在區域遺跡性質的特點，我們對遺址保護區內進行了區域系統調查，發現了大量有價值的線索。其中，首次發現了明洪武—永樂年間的官樣龍泉青瓷，通過便攜式X射線熒光能譜儀的成分檢測，發現其與故宮博物院館藏青瓷及龍泉楓洞巖遺址出土瓷器相同，或可證實在明洪武—永樂時期中國與該地區有著官方的聯系。

3、融入世界的中國考古學

從目前兩次發掘的情況可見，拉斯海馬地區除本地擁有繁榮的制陶業之外，外來陶瓷品種也十分豐富：除了豐富的中國陶瓷，還有西亞伊拉克、伊朗等地生產的釉陶器，東南亞地區生產的青瓷等外銷產品。四方貨物匯聚于此，有力地說明了朱爾法古港在古代海洋貿易上的重要地位。其中明早期御窯瓷器的發現引人注目。眾所周知，明代御窯的生產、運輸、使用各個層面的管理都十分嚴密。在景德鎮御窯廠考古發現了多個成品集體打碎、掩埋坑，在故宮博物院內也發現了多處損毀瓷器掩埋坑。兩者說明，明代御窯體系從生產始端到使用過程和廢損后處理的末端都完全處于官方的嚴密監督下，嚴禁流入民間市場。那么，朱爾法遺址出現明初官窯瓷器的渠道只有一條，即明代政府的賞賚。鄭和下西洋便是明早期御窯瓷器來到朱爾法地區的途徑之一。

從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先后七次通使西洋。第三次出使，鄭和艦隊初次抵達忽魯謨斯王國，此后每次通使西洋其艦隊必達于此。翻閱明代史料我們也可以看到諸多對于忽魯謨斯王國風土人情的介紹。其中以馬歡的《瀛涯勝覽》和費信的《星槎勝覽》最為可信。此二人皆為通事，著錄內容為隨鄭和下西洋時所見所聞。《瀛涯勝覽》中“忽魯謨斯”條記載“其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處趕集買賣，所以國人殷富”，并且文中還介紹了“土產米麥不多，皆有各處販來糶賣，其價不貴”，而后又介紹了當地土產的各類蔬果。《星槎勝覽》中記載(忽魯謨斯國)“其國傍海而居，聚民為市，地無草木，牛羊馬駝皆食海魚之干。”兩者對于當地物產的描述可謂大相徑庭，但是其濱海倚山的地理特點不僅在這兩份文獻里，而且在后世各類轉述中也大體相仿。直至17世紀成書的《武備志》中記載了《鄭和航海圖》，其中“忽魯謨斯”才明確標明位于海島之上。歷史上忽魯謨斯王廷確實出于軍事防御等原因遷至霍爾木茲島。也正是由于這些信息，后世校注者往往糾結于早期文獻中“忽魯謨斯”具體位置。但是，通過16世紀西方歷史文獻以及近代考古學證實，所謂忽魯謨斯王國乃為地跨波斯灣口南北兩岸的海洋國家。16世紀占領此處的葡萄牙人記述朱爾法地區曾經臣服于忽魯謨斯王國。近年康耐特博士通過考古證實拉斯海馬地區于14—17世紀出現的經濟繁榮與忽魯謨斯王國關系密切——作為其屬地向霍爾木茲島提供淡水和糧食供給。試以此反觀《瀛涯勝覽》與《星槎勝覽》，其“濱海倚山”之說作為地理環境描寫而不是該國地理位置描寫來理解，或是對忽魯謨斯王國屬地的記述。《明史》中對于“忽魯謨斯”的評價，亦作“西洋大國也”，并且記錄了忽魯謨斯使臣于永樂十年、十二年，宣德五年、八年向大明皇帝進貢馬匹等物。可見永樂時期明王朝與忽魯謨斯王國有過十分密切的往來。同樣的考古學證據也見于威廉姆森在伊朗南部米納布地區和霍爾木茲島上的考古調查所得中國陶瓷。那么，結合朱爾法遺址出現的永宣時期景德鎮御窯青花瓷、龍泉官窯青瓷的實證，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時明朝政府通過鄭和艦隊與當地存在官方關系。

中阿拉斯海馬的考古工作因發現大量中國陶瓷而起，小小瓷片牽出中阿兩國、中國與波斯灣地區源遠流長的文明交流。沿著這條線索重拾明代鄭和海路，既回眸中國遠洋交流的歷史，也走入拉斯海馬當地歷史文化的寶藏。拉斯海馬海外考古項目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海外考古蓬勃發展的眾多項目之一。過去，國際考古學界能夠聽到的中國考古聲音太少，我國的考古學新發展不能迅速融入世界考古的知識體系，不僅是極大的遺憾，而且造成世界歷史闡釋的話語缺陷。國家繁榮富強是考古事業穩定發展的先決條件。如今，中國考古正走出國門，放眼世界，站在更高的歷史角度審視自身文明和世界歷史進程，積極融入世界范圍內的文化歷史研究和闡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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