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白云翔：李家山古墓群如何揭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_

中新社云南玉溪11月23日電題：李家山古墓群如何揭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

——專訪山東大學講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白云翔

中新社記者繆超

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了多元一體格局。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的發掘，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和發展的考古學研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實例。今年是云南李家山古墓群考古發現50周年，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山東大學講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白云翔，從李家山古墓群出土文物實證分析和闡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北有馬踏飛燕，南有牛虎銅案”，巧奪天工的“牛虎銅案”就是在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出來的，李家山古墓群具有怎樣的文化背景和歷史背景？

白云翔：李家山古墓群位于玉溪市江川區城北星云湖畔，自1972年首次考古發掘以來，先后發掘和清理墓葬87座，出土青銅器近3700件，以及大量的銅鐵復合器和鐵器、金銀器、各種珠飾和少量陶器等。發掘者認為，墓地的性質屬于古滇文化。古滇文化是云南青銅文化的典型代表，李家山古墓群是古滇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學實物遺存之一，其鮮明的地域色彩和區域特征充分展示了古滇青銅文明的獨特性和高度發達水平。

區塊鏈在東西部地區的角色定位差異鮮明:賽迪研究院在發布的《“新基建”政策白皮書》中提及新基建國內發展現狀時，著重分析了新基建東西部地區的信息技術發展定位。賽迪研究院認為，鏈條空間差異，研發應用有別。東部省份占據新型基礎設施產業上游，側重基礎研發與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創新引領特點；中西部省份強調相關技術的產業化應用，突出經濟導向作用。經梳理發現，全國已有22個省市將發展區塊鏈寫入地方政府工作報告，區塊鏈在東西部地區承擔的角色定位差異更為鮮明。今年，東部地區更多強調區塊鏈技術的基礎研發與原始創新。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西部地區更多傾向于區塊鏈的產業帶動作用，加速地方經濟發展。比如，陜西省提出，要探索“區塊鏈+產業”應用示范；海南省提出，做特做強海南生態軟件園等重點園區，重點發展游戲出口、智能物聯、區塊鏈、數字貿易、金融科技等數字經濟產業。（金融1號院）[2020/4/22]

遠眺玉溪市李家山。中共玉溪市委宣傳部供圖

聲音 | 開發者：東西方BCH社區就IFP計劃態度截然相反，西方存巨大爭議:Bitcoin ABC開發者Amaury Séchet在第二屆BCH 2020開發者大會上表示：“IFP的出現是由于中國社區的一再要求，已經持續了兩年多……他們希望有一個基礎設施協議，這在中國不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想法，但在西方卻截然不同。”他還稱：“所以我們和一些礦工談了談，提出了一個計劃，現在就由礦工來決定是否激活……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他們并沒有投票支持這個計劃，因為這在西方是有爭議的。”（Bitcoin.com）[2020/2/22]

對李家山古墓群的發掘有兩次，在第二次發掘后，發掘者進行了更為系統的分類，將墓葬分為四類即四期：第一類即第一期的年代為西漢中期武帝置郡以前，第二類即第二期的年代約為武帝置郡后的西漢中至晚期，第三類即第三期的年代約為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第四類即第四期的年代約為東漢前期。

為了便于長時段的歷時性觀察，上述年代和分期可以漢武帝元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09年設益州郡為界，分為“前郡縣時期”和“漢郡縣時期”兩個階段。

聲音 | BM：實質上我們并不擁有任何東西，所有的軟件使用都要得到權力者的許可:BM昨晚發推表示：是時候重新開始購買實體書籍了，在數字世界中，刻錄書籍太容易了。你們應該假設自己不擁有/控制手機上的任何東西。我們越來越處于所有軟件都要得到權力者“許可”的道路上。他還表示：今天發生的是YouTube審查加密內容，明天可能是亞馬遜審查書籍。在還沒禁止之前，趕緊獲取你想要的書籍吧. 隨后 BM 在推特發布其 2020 年推薦閱讀書單。[2019/12/28]

巧奪天工的“牛虎銅案”就是在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出來的。中共玉溪市委宣傳部供圖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李家山古墓群為研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和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實例？

白云翔：僅就李家山古墓群出土器物而言，其中雖然有少量鄰近區域傳入或具有鄰近區域古文化風格的器物，也有域外傳入或具有域外古文化風格的器物，但總體上，主要由甲、乙兩大類器物構成，甲組器物是具有當地或本文化特征的器物，乙組器物是具有中原文化或漢文化特征的器物，兩大類器物及其此消彼長的變化真實地反映出漢郡縣時期“漢夷融合”的歷程。

聲音 | Willy Woo：加密世界中還沒有新的東西，和比特幣建立的林迪效應如此接近:比特幣著名投資人Willy Woo在推特稱，人們認為比特幣是一種過時的技術，效率太慢。即使這是真的，加密世界中還沒有新的東西，和比特幣建立的林迪效應（Lindy effect）如此接近，因此比特幣保持著價值優勢。對于投資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通過林迪效應考慮問題，比如更高的SoV容量，更長的壽命和更大的流動性。其他的一切都只是市場營銷。（備注：林迪效應是指，對于一些不會自然消亡的東西，比如一種技術、一個想法，它們的預期壽命和它們目前已經存在的時間成正比。）[2019/8/23]

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期墓葬為前郡縣時期，隨葬品均為甲組器物，即“傳統的滇文化典型器物”，未發現中原漢器或“漢式器”。第二期墓葬為西漢中晚期，仍然出土大量滇文化傳統器物，同時具有當地文化特色的各種銅鐵復合器大量出現，表明當地開始了鐵器化進程，特別是來自中原或具有漢文化特征的器物出現，如鐵削刀、鐵長劍、銅弩機、銅釜、銅盤、銅鏡、銅帶鉤，以及來自中原或用中原技術制作的金銀釦漆器等。第三期的年代為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滇文化器物和漢文化器物同時并存，但呈現出前者逐步減少而后者逐步增多的趨勢。

聲音 | 以太坊上的任何東西都不是去中心:加密貨幣愛好者 Premine Apologist在推特上表示：關于以太坊的任何東西都不是“去中心“。關于 MKR的也不是“去中心“。當一個值得信賴的一方全部的股權和激勵措施依靠他們的誠實得以保證，這不是信任最小化。以太坊與加密無關。[2018/12/17]

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紡織場面銅貯貝器。中共玉溪市委宣傳部供圖

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馴馬場面銅貯貝器。繆超攝

第四期墓葬的年代為東漢前期，具有本地特色的銅生產工具和兵器武備大多依然流行，但具有本地特色的銅戈、銅啄、銅殳等兵器，銅鼓、銅貯貝器、銅執傘俑等禮樂儀仗及喪葬器具等不再見到，“珠襦”不再縫綴和使用，而來自中原及鄰近地區的漢器和漢式器的種類進一步增多，如銅熏爐、刀形鐵鋸等。此外，隨葬海貝習俗已不見，而代之以用五銖錢隨葬，這是海貝作為貨幣已被漢朝法定銅鑄幣取而代之的直接反映。

概括地說，李家山墓地的出土器物初步勾劃出當地青銅文明逐步融入中華文明洪流之中的歷史圖景。這盡管揭示的僅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的一個側面，但卻是實證性的、具象化的。

中新社記者：古滇文化融入中華文明之后，其文化傳統是否就中斷消失了？

白云翔：滇池地區古文明全面融入整體的中華文明之后，當地的文化傳統并沒有中斷和消失，而是長期延續。李家山M39、M49和M86古墓，年代均為東漢前期。墓中出土多種來自中原的漢器和漢式器，但與之共存的具有當地傳統文化特色的器物依然不少，如銅鋤、銅斧、銅鑿、銅刮刀等生產工具，銅短劍、銅柄鐵短劍、銅矛、銅鞘鐵矛等兵器，銅扣飾、銅釧、銅孔雀形鎮、銅勺形器等日用器具，以及銅杖頭飾等儀仗器具等。

可見，歷經一百余年的“漢夷融合”，當地古文明的傳統依然在延續，當地居民社會生產、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諸多方面都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當地或本部族的特色。正因為如此，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表現出“和而不同”的突出特征，表現得更為絢麗斑斕。

1992年李家山古墓群考古發掘現場。中共玉溪市委宣傳部供圖

中新社記者：考古學能否探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

白云翔：從對李家山古墓群的考古綜合分析可以看到，早在漢武帝設益州郡之前的“前郡縣時期”，李家山居民創造了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作為滇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以其獨特的風格自立于云貴高原古文明之林。公元前109年漢置益州郡之后的“漢郡縣時期”，當地古文明與中原漢文明在“漢夷融合”的進程中逐步融入中華文明的洪流之中，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云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藏三騎士銅鼓。鄭劭淳攝

從對李家山古墓群的實證性和具象化分析和闡述可以看到，考古學上探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不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這也是現代考古學增強歷史信度、豐富歷史內涵、活化歷史場景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李家山青銅文明在發展過程中與北方草原文化、華南百越文化、南亞東南亞地區古代文化也存在密切文化交流，這同樣也是早期文明交流互鑒的實物例證。

從中華歷史發展演變的進程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過程的直接反映。(完)

受訪者簡介：

白云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講席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兼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亞洲鑄造技術史學會副會長等職。白云翔教授長期從事田野考古、學術期刊編輯出版、考古研究和教學及組織工作，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秦漢考古、手工業考古、中外交流考古等，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著130余種。主要論著及獲獎成果有：《先秦兩漢鐵器的考古學研究》(2005年)、《中國古代の鐵器研究》(日文版，2009年)，2010年獲“第七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山東省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鏡范的考古學研究》(合著，2007年)，2009年獲“山東省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合著，2010年)，2012年獲第四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二等獎；《從韓國上林里銅劍和日本平原村銅鏡論中國古代青銅工匠的兩次東渡》(論文，2015年)，2019年獲“第十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三等獎”；《秦漢考古與秦漢文明研究》(2019年)，被評為“2019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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