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觀察｜日本延遲審議口服墮胎藥，女性距“身體自由”還有多遠？_APPGBT幣

“躺在病床上，麻藥失效得有些快，劇烈的疼痛讓我大口地深呼吸，在想這是不是在殺人。”香織回憶起11年前的墮胎經歷，像是一段犯罪實錄。

香織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11年前，她在大學期間意外懷孕，8周時才察覺，在和男友商量后，她決定墮胎。當時在診所可供她選擇的只有刮宮手術這一種方式，術后的一兩周經歷了類似痛經的持續疼痛，還有一些出血，有大半個月沒去學校上課。她對澎湃新聞說，手術連帶檢查花費了近8萬日元，“生理上和心理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不敢告訴任何人。”

1948年，日本通過《優生保護法》將墮胎合法化，懷孕22周以內可進行人流手術，但只有刮宮術一種選擇。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口服墮胎藥已在中國、美國在內等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日本婦產科醫會的最新調查顯示，刮宮手術仍然是現在日本女性墮胎的主流方式之一。

藥物墮胎合法化的討論在日本持續已久，遲遲沒有結果，“墮胎自由”在日本女性解放運動中成為爭論的焦點之一。英國制藥商LinepharmaInternational于2021年底向日本政府提出口服墮胎藥“MefeegoPack”的銷售申請，它由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兩種藥物組成，適用于懷孕9周以內的孕婦進行藥流。在經過長達1年多的討論后，今年1月厚生勞動省專家小組給出了批準決定，但仍需征集公眾意見后綜合審議。

視覺中國創意圖今年2月，日本厚生勞動省針對口服墮胎藥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在線意見征集，共收到12000份意見，原定在3月24日的會議上宣布審議結果。然而，會議當天突然臨時宣布墮胎藥的審議議程推遲，時間未定，原因是公眾意見過多，需要更多時間整理。一時間，社交平臺上的質疑聲四起。一名日本網友稱“壯陽藥的獲批速度堪比F1賽車，口服墮胎藥的審議進度就像兒童三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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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安全墮胎計劃”2月向日本政府提交請愿書。新聞視頻截圖“女性把墮胎作為最后的手段和希望，但最終的決定權似乎是由醫生掌握的。”日本墮胎問題研究專家、墮胎護理咨詢師塚原久美對澎湃新聞說，由于強烈的恥辱感和禁忌，幾十年來日本人幾乎對墮胎閉口不談，近幾年這一話題才激起一些討論。她悲觀地認為，即使口服墮胎藥獲批，也解決不了問題，藥價高、醫療制度松散、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墮胎作為女性權利的意識在日本基本不存在。”

日本女性學研究的開創者上野千鶴子在《女性的思想》中說，日本爭取“墮胎自由”的女性解放運動，不僅僅是一場爭取“不生孩子的權利”的運動，目標是建立一個女性可以自豪地肯定自身母性的社會。

女性眼中的“污點”，醫生口中的“骯臟工作”

回憶起中學時代，香織選修了性教育課程，在課堂上觀看了人工流產的手術視頻。“影像沒有任何馬賽克，有一些女生當場就哭了。老師講解了女性的生理結構并強調了避孕措施的重要性，但是沒想到我還是經歷了。”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麻醉藥效消失后陣痛難忍”。在私人診所進行刮宮手術，一般先用金屬器具擴張宮頸，然后用一種形似勺子的器械“刮匙”，把胚胎刮出來。現在在日本做人工流產手術主要有三種類型，分別是“刮宮術”、“手動真空吸引”、“電動真空吸引”，后兩者在2015年才引入，而香織當時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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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2012年曾表示，不鼓勵已經“過時的”刮宮術，“會給女性帶來痛苦”，極有可能造成子宮損傷和并發癥。然而日本婦產科醫會2019年的調查顯示，包括與其他手術方法結合在內，六成以上的人工流產手術使用的是刮宮。

由于墮胎手術沒有被納入日本的醫療保險，一般自費大約需要10萬至20萬日元。埼玉縣一家婦產科診所的醫生加村和雄告訴澎湃新聞，各家診所的檢查項目、手術方式、收費標準不同，對接診孕婦的懷孕周數限制也不一樣，沒有統一的制度規范。

“手動真空吸引法”所用的手術器具加村和雄圖加村和雄所在的診所有三種手術方式可供選擇，但他坦言，在使用手動或電動真空吸引時，不排除子宮內部未能完全清除干凈的情況，有時還是需要刮宮設備輔助。“我們會向孕婦推薦手動真空吸引，對子宮比較友好，大多數人依舊選擇刮宮，一方面是費用低，另一方面是這種方式在日本的認知度比較高，但是對身體傷害較大。”

香織說，相比身體受傷，心理創傷更難愈合。她在人流后反復咨詢醫生，“手術是否會在身上留下任何印記，在今后體檢中會不會被發現”，擔心這個污點會跟隨一生。醫生的回答消除了她的擔憂，但那段記憶的陰影難以抹去。

塚原久美作為墮胎問題的研究人員，也很難在情感上自我說服。40年前，她接受了人流手術，當時醫生告訴她，“第一次懷孕就做人流的話，之后很容易流產。”后來她第二次懷孕，很想把孩子生下來，結果自然流產了。“那時候覺得自己因為選擇墮胎而殺害了兩條生命，想到就非常痛苦。”

“不只是墮胎者身心受傷，有一些婦產科醫生會認為參與生命的誕生是神圣的工作，而人流是一項‘骯臟’的工作。”加村和雄說，人們對墮胎的禁忌感很強，而他希望將注意力轉移到醫療安全上。“經手的人流手術有數百臺，但誰也無法保證手術萬無一失。我們曾遇到過患者刮宮術后大出血休克的緊急事件，叫救護車緊急送往醫院，因為孕婦不知道自己患有罕見的慢性疾病。”他說，人流的風險不容忽視，即使口服墮胎藥也會發生大出血、腹痛、嘔吐的情況，必須在醫療機構的監護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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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英國制藥公司LinepharmaInternational向日本申請兩種口服墮胎藥的銷售許可，一年多來日本厚生勞動省一直在審查，稱此事“社會關注度較高，需要慎重考慮”。日本婦產科醫會會長木下勝之今年1月在接受日媒采訪時指出，人們可能認為藥流是一種簡單的方法，他們擔心一些女性在家自行服藥出現危險，需要一個能夠緊急響應的醫療系統，因此在批準藥物之前需要做充足準備。

在塚原久美看來，醫生們傾向于傳播墮胎藥很危險的“錯誤”信息，因為這將直接影響診所的生意。日本雖然是醫療先進國，但人流醫療沒有規范的指南，醫學生師從大學老師，然后代代相傳，習慣性依賴于古老的手術方式，“墮胎既是社會問題，也是醫療問題。”

被強行灌輸的“罪惡感”

“有手術和藥物兩種選擇，女性在考慮各自的優缺點后做出自己的選擇，這很重要。”香織說道。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2年發布的最新衛生行政報告，2020年日本國內有14萬余人進行人流手術。

“在日本，如何墮胎全聽醫生的意見。”塚原久美舉例說，一般情況下一臺人流手術的費用是10萬日元，如果醫生說“我們診所成本更高，要15萬日元”，只能照單全收。“用什么方式手術，是否需要配偶和父母同意，都是接診醫生說了算，即使是未婚女性有時也被要求征得男方的同意，這些都不是法律規定，任何人都無法阻止醫生制定自己的規則。”她認為，在醫生主導的背景下，口服墮胎藥的引進變得更加困難，醫生可以通過簡單的手術獲得較高收益，藥流的出現“動了診所的奶酪”。

當被問及對引進口服墮胎藥的意見，加村和雄沒有直接回答，承認口服墮胎藥的普及會減少私人診所的收入。但是他指出，藥流可能需要住院觀察，反而會增加一些人的經濟負擔。而且藥流看起來對女性更加友好，其實也會出現分娩疼痛、出血風險，“不是毫無負擔的完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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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村和雄提到的經濟負擔是口服墮胎藥上市的最大焦點之一，“墮胎藥10萬日元”一度在日區推特上登上熱搜榜。這一價格源于日本婦產科醫會的估算，與目前傳統的人流手術費用相當。由此，社交平臺上出現了大量針對婦產科醫會的抗議聲，認為藥價過高。

宣傳女性健康的志愿組織“日本安全墮胎計劃”今年2月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請愿書，附有6.8萬人的簽名，呼吁降低口服墮胎藥的自費費用，稱“高成本是阻礙安全墮胎的因素之一。”如果藥價很貴，普通人很難獲得，將會發生的最壞情況是制藥商退出日本市場。活動人士希望政府給予墮胎藥一定程度的補貼，確保有足夠的人愿意使用，持續幾年后，藥流的可靠性就能在日本女性群體中得到證實。

藥價公平或許可以通過政策調整實現，但是圍繞墮胎的“罪惡”觀念難以迅速扭轉。許多人認為，日本在“墮胎自由”方面落后，追溯源頭是刑法中的“墮胎罪”讓人們存在根深蒂固的罪責意識。

明治四十年頒布的日本刑法中明確記入“墮胎罪”，即處于妊娠中的婦女使用藥物或者其他方法墮胎被視為違法，可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昭和年代初期，知名女演員志賀曉子兩度墮胎，因犯墮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此事件一度激起有關墮胎罪的熱議，一方面有媒體大肆炒作“女星殺嬰”的新聞，引發女性貞潔和母性的討論，另一方面，有意見認為只有女方被控犯罪是不合理的。

1936年日本女演員志賀曉子在《朝日新聞》上就墮胎事件刊登自述文章。此后日本法律幾經修訂，但墮胎罪名一直存在，只是條款細則不斷變動。二戰后的1948年，日本參照納粹德國的《防止具有遺傳性疾病后代法》，出臺了《優生保護法》，規定妊娠未滿22周的孕婦可通過指定醫生進行墮胎手術，主要目的是防止“有缺陷”的嬰兒出生，墮胎在事實上合法化。之后法案幾經修訂，基于優生學的強制性墮胎、絕育等條文被刪除，但舊法的許多內容仍然保留，比如人流須在醫療機構中進行，原則上須征得配偶的同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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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女性墮胎須征求配偶的同意，這意味著男性的理解至關重要，但現實令人無奈。塚原久美舉了個例子，前些天她在社交平臺上開放了一個針對墮胎的公開討論空間，有一名年輕男性留言說，“如果要討論性，首先女人要明白，對男人而言，性是為了自己的快樂。”我對那名男性說：“女人不是為了你的快樂而存在的吧，做愛難道不是為了彼此的快樂嗎”。在進行性教育之前還應該進行人權教育，許多不懂得尊重對方的人在進行性行為，對女性來說，社會變成了遭受性暴力的地方。

幾十年來，日本在“墮胎自由”上的行動停滯不前，不僅是墮胎藥難以觸及，避孕藥的引入也路途漫漫。雖然避孕藥自20世紀70年代已被介紹到日本，但由于違反《藥事法》，此后近20年的時間一直無法在日銷售，直到90年代部分禁令才得以解除，但也必須憑借醫生處方才能獲得。諷刺的是，由美國輝瑞公司研發的壯陽藥“萬艾可”在日本僅耗時3個月就獲得批準，審批速度之快非常罕見。

“決策者中男性占多數，他們是否能切身理解和關心女性。”香織說，她在中學時代能學習性教育課程，而現在孩子們已經接觸不到當年的那些內容。塚原久美介紹，進入21世紀，日本學校中的性教育課程變得糟糕，并逐漸被“生命教育”課程取代，一些保守政客反復強調“墮胎有罪”，否定性教育，“比起20世紀末，現在這一代的年輕女性對墮胎的罪惡感更強，實際上是社會強行灌輸的。”

墮胎問題與女性主義的距離

“我想改變女性群體之間彌漫的無力感。”30多歲的笛美供職于日本一家廣告公司，以女性主義博主的身份活躍在社交平臺，并以個人經歷出版了《都是宿命嗎？大叔社會和女孩的一生》一書，獲得關注。近幾個月，她在社交平臺上發布宣傳文案，呼吁人們重視墮胎的自由選擇，支持口服墮胎藥上市，得到了許多女性的響應。

在笛美20多歲的時候，日本政府開始宣傳少子化對策和婚活，新聞上出現了“如果不早點結婚生子，卵子就會老化”的警告。家們也發表“女性是生育機器”、“LGBT人群不生孩子所以沒有生產力”這樣的言論。“自己沒有生育計劃，但在外界的期待之下產生了不得不生育的想法。”她對澎湃新聞說道。

笛美做的海報，其上文字意為：我想要對那些譴責墮胎的人說的話。“原本想著既然早晚要結婚生子，應該早一些在職場穩定下來，于是先努力工作。可是世俗的觀點是，不早點結婚作為女性的價值就會下降。而結婚生子，事業就很難獲得成功。如果不生孩子，就會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伴隨著這種循環往復的煩惱，笛美經常陷入自責。

在身邊人的催促下，笛美去參加婚活，婚介所建議把年收入說得低一些，稱“女性如果拼命工作會讓男性覺得可怕”。在接觸形形色色的婚活對象后，她了解到“許多男性最初被女性魅力吸引，但其實他們更希望找到一個婚后能支持自己、養育子女的女性。”笛美強烈地意識到“生不生應該由自己決定”。

圍繞女性的生育選擇權，笛美關注到日本的避孕和墮胎現狀，“日本有沒有把女性當作人來尊重，我有了這種懷疑的心情。”作為廣告人，她利用漫畫形式制作了“想對那些批評墮胎的人說”系列海報，對有關墮胎的誤解和偏見進行解釋，并鼓勵網民參與厚生勞動省的公眾意見征集活動，“想讓女性同胞們認識到自己或許也能做些什么”。

笛美做的海報，其上文字意為：珍愛健康和人生，擁有更多選擇更好。近幾年，日本女性主義者中不乏笛美這樣的社交網絡意見領袖，她們將“墮胎自由”的主張帶入到了女性主義運動之中，被視為日本上世紀70年代后之后的又一波墮胎自由倡議浪潮。

1972年，日本國會審議《優生保護法》修正案，討論刪除“經濟條款”，意味著在事實上禁止墮胎，并附加“胎兒條款”，即如果預判胎兒可能出現身體或精神障害，孕婦可以墮胎。當時，日本女性解放運動者發起抗議運動，并在厚生省靜坐，喊出了“生不生由女人決定”的口號。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國會未能通過修正案。

塚原久美指出，當下女性主義運動中對墮胎自由的主張與過去不可相提并論。過去，母性女權主義很強，那時候女性很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是思考身為母親應該怎么做，為別人著想。盡管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而運動，卻不主張自己的利益。如今日本年輕一代是為了自己而不愿懷孕生子，認為做人工流產和做絕育手術是自己的權利，這種女性主義觀或許和歐美很接近，但在日本還沒有形成主流。

笛美也認為日本的女性主義發展尚在起步階段。“日本是以男性為中心構建的社會，女性則以配偶角色支持。”她說，日常生活中經常會有人說“女性為了讓男性高興，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做個幼弱的笨蛋。”在這樣的社會，發表個人主張的女性讓人覺得礙眼，長久以來為實現兩性平等的努力還沒有開花結果。

在外界的印象中，“賢妻良母”是過去日本女性的符號化形象。上世紀80年代初期，有一部以日本職場為舞臺的人氣漫畫《課長島耕作》，其中有畫面描繪女性員工一大早上班，打掃辦公室，準備茶水和煙灰缸，這是當時職業女性的真實寫照，甚至許多公司在招聘時明文標注應征者限于男性。1986年《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給這樣的社會風氣打上了休止符，女性運動興起，并在20世紀末掀起高潮，《男女共同參畫基本法》出臺成為女性主義制度化的標志之一。

漫畫《課長島耕作》的封面日本女性并不是一直沉默的，但是她們的發聲不可避免地受到干預。在日本保守派人士看來，平權運動對傳統的兩性關系造成威脅，可能破壞家庭紐帶，他們將“無性別差異”(genderfree)曲解為“自由的性行為”，并加以宣傳，2000年開始發起了針對“性別平等政策”的反擊運動，自民黨內部為此設立了“激進性教育/無性別差異教育調查項目組”，當時項目組負責人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而他在就任首相后卻提出了“女性活躍”政策。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主義運動的實效并不顯著。

“我自己與日本的女性主義運動保持距離。”塚原久美謹慎地認為，在日本，不應將墮胎自由問題與女性主義問題相捆綁，“上世紀60年代，隨著避孕藥的出現，墮胎被合法化，西方女性主義蓬勃發展，女性能夠控制自己的身體，具有極大的意義，那才是女性主義的原點。”

盡管大部分西方國家已陸續將墮胎合法化，但是去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終結了50年來對墮胎憲法權利的保護，墮胎權問題再次在西方社會引起軒然大波，“選擇權”和“生命權”的拉扯成為一個問題。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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