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華人與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視野下的僑鄉建設_

自黨的二十大明確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以后，中國式現代化成為國內外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點與焦點。學界從多個領域研究、闡述中國式現代化，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有不少學者從中國式現代化與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以及農業強國、鄉村振興等視角進行了深入研究。僑鄉建設屬于鄉村振興、城鄉融合以及擴大中國式現代化世界影響的范疇，因而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僑鄉建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僑鄉研究是華僑華人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成果豐富多樣。但是，從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來審視僑鄉建設的成就及未來僑鄉建設面臨的新使命，成果尚不多見。本文擬從中國式現代化視野、從國家重大戰略發展的角度來思考僑鄉建設。

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

什么是現代化？“現代化”這個命題不僅是自近代以來國人一直在探討的學術問題，更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不斷探索的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之發展道路的根本問題。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進程中，我們經歷了認識上不斷深入、戰略上不斷成熟、實踐上不斷豐富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的理念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新中國成立初期，先后提出工業化、農業機械化和“四個現代化”的發展路徑。1954年，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964年，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75年，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發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的號召。

加密挖礦服務提供商比特小鹿周五收盤股價上漲超50%，創歷史新高:4月17日消息，行情顯示，吳忌寒旗下加密貨幣挖礦服務提供商比特小鹿Bitdeer(NASDAQ:BTDR) 6月16日（周五）股價大漲50%以上，一度突破11.5美元，創歷史新高，收盤報11.3美元，市值超過12億美元。

4月14日，比特小鹿Bitdeer借殼SPAC(特殊目的收購公司)Blue Safari Group Acquisition Corp.(BSGA)，在美國納斯達克掛牌上市。

截至目前，吳忌寒控制比特小鹿43.6%股權、擁88.5%投票權。[2023/6/17 21:43:33]

1983年，鄧小平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概念，并強調要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達到小康水平。他說：“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國情，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就是達到小康的水平。”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系統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征，他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切合中國實際，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也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提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命題。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式現代化首要的“本質要求”。早期探索和當前實踐共同構成了中國現代化歷程，都體現了民族復興的歷史追求和時代內涵。從中國式現代化視野審視僑鄉建設，可以發現，近代以來僑鄉的發展是中國鄉村現代化的一個縮影。

BitMEX創始人：當前市場處于緊張狀態，下半年會因貨幣超發而有所好轉:6月6日消息，BitMEX創始人Arthur Hayes在社交媒體表示：市場因為Binance的一些FUD傳聞而下跌。但不管觸發原因是什么，風險市場都因為財政部現金賬戶（TGA）的補充而處于緊張狀態。到夏季結束，市場將會把這個問題拋諸腦后，轉而關注背后持續進行的天量印鈔。與此同時，我將買入一些垃圾幣（Shitcoin）。[2023/6/6 21:18:14]

二、僑鄉建設的歷史進程

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來看，中國僑鄉的形成、發展與形態轉變，是現代化在中國鄉村實踐的一種類型。中國的僑鄉建設具有顯著的階段性表征，是中國鄉村現代化的縮影。僑鄉從19世紀60年代成為中國一種新的地域文化以來，經歷了近代僑鄉、現代僑鄉和當代僑鄉三種形態的轉變。

在近代僑鄉的發展中，華僑發揮了重要作用。華僑改變了鄉村的封閉狀態，打開了民眾的世界視野；歸僑僑眷改變了鄉村傳統的人群社會結構；僑匯改變了鄉村傳統的經濟結構、生產生活方式和交通、教育、文化、衛生基礎設施建設；近代建筑改變了鄉村傳統的景觀，城鎮商業繁榮，體現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民間實踐成就。僑鄉這些文化形態與周邊以及中國其他的非僑鄉鄉村區別開來，使之成為僑鄉。以廣東江門五邑僑鄉為例。早在20世紀30年代，五邑就已經被認為是新興城市的代表。20世紀30年代初，上海的《良友》雜志進行了一次全國考察，北至關外，南迄海南島，“所見所聞，只覺得足資傷感的地方多，可供欣幸的地方少。可是就一般的情形而論，廣東一省，比較上物質建設最前進，精神生活也較其他各地人民為興奮，而大宗華僑發源地的四邑(筆者按：今江門新會、臺山、開平、恩平四縣)，更可以作為新興城市的代表。”“看到那平坦的公路，整潔的市政建設，美麗的公園，藏書萬卷的私家圖書館，以及許多私立的中學校和小學校，在我們已到過的地方里，可以說沒有一處及得上它那樣有生氣的。”《良友》雜志的記者認為，僑鄉的這些變化是海內外僑鄉人現代化夢想的追求，“這些作客他鄉的四邑人民，對于故鄉的熱愛，并不以空間的隔離而減少，反而為了在國外受到因祖國羸弱而被其他民族所輕視的刺激，使他們每個人都抱著一個理想——一個如何在國外發了財，要把自己的故鄉改造得和國外的城市一樣興旺發達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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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學習是那個時期僑鄉的現代化建設方向，類似江門五邑這樣的僑鄉還有廣東的潮汕、梅州和福建的泉(州)漳(州)廈(門)地區，它們被稱為近代形成的中國四大僑鄉，對中國鄉村的近代發展進程發揮了獨特的推動作用。由此可見，近代僑鄉是最早融入全球化的中國鄉村，它反映了中國鄉村現代化的早期實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僑鄉建設積淀了獨特的資源和發展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僑鄉經歷了從近代形態到現代形態和當代形態的演變。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僑鄉完全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基層社會組織結構、經濟發展模式、海內外跨界治理方式等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僑鄉成為國家縣域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僑務資源在僑鄉的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華僑倡議成立的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在1955年到1967年的12年間就吸收僑資7157多萬元人民幣。類似的華僑投資公司還在福建、廣西、云南、遼寧、上海、南京等10個省設立。學者研究顯示，作為僑務資源豐富的省份，新中國成立初期，廣東吸收的華僑投資最多，大量的華僑投資推動了廣東城鄉經濟的發展和對外經貿交流。華僑投資對華南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再如，僑匯收入始終是維持僑眷生計、推動僑鄉經濟發展以及增加國家外匯收入等方面的重要資金來源之一。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當時國際上的冷戰格局以及西方的經濟封鎖，僑匯收入更成為國家重要的外匯來源。1950—1957年，全國僑匯收入總額為11億美元左右。1950—1980年，僑匯收入總額為75.86億美元。僑匯收入在當時國家經濟發展落后，僑鄉人民生活困難的背景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總之，這一時期在剪刀差等政策和僑資投入、僑匯收入的支持下，僑鄉建設為國家工業體系的初步建成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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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僑鄉由于海外資源眾多，成為中國鄉村改革開放的前沿。僑鄉率先吸引了外資特別是海外華商資本的投資、推動了“三來一補”經濟模式的發展和鄉鎮企業的快速成長。在外向型經濟模式培育、現代企業管理經驗引進等方面，僑鄉領風氣之先。海外華僑華人70%以上祖籍地為廣東、福建兩大僑鄉。1980年，率先在廣東的深圳、汕頭、珠海和福建的廈門設立經濟特區，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因為“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由于這種歷史淵源和地緣、血緣聯系，以及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華僑華人最早選擇在家鄉投資。有學者研究顯示，改革開放以后來自海外鄉親的大量僑匯和捐贈以及眾多僑屬企業的建立，為僑鄉發展培育造血功能，而海外華商在僑鄉的大規模投資，不僅為僑鄉經濟發展帶來為數可觀的資金，而且也引入了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管理制度，華商投資還促進了僑鄉產業結構的改善，特別是外向型經濟的形成與發展。廣東在吸收外資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廣東吸收外資占比近一半。數據顯示，1979—2013年，廣東吸收外資占全國外商投資的15.1%，略低于江蘇的15.3%，位居第二。但是，分時段來看，1979—1990年，廣東吸收外資占全國外商投資的45.5%，位列第一；1991—2000年，占比27.6%，仍然位居第一。另一大僑鄉福建，同樣是吸收外資較多的省份。1979—2013年，福建吸收外資占全國外商投資的4.6%，位居第八。但是，分時段來看，1979—1990年，福建吸收外資占全國外商投資的7.3%，位列第四；1991—2000年，占比9.9%，仍然位居第四。閩粵僑鄉吸收的外商投資中，有很大比例是海外華商的資本。海外資源是僑鄉經濟率先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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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發展日新月異。僑鄉建設也進入新階段，僑鄉文化建設成為重要領域。僑鄉文化是近代以來在中國東南沿海國際移民輸出較多的地區形成的一種地域文化。僑鄉文化是以中華傳統地域文化為母體，在與外來文化的長期交流之中形成的以中外文化融合為顯著特征的鄉村文化形態，國際性是僑鄉文化的鮮明特點之一，是僑鄉區別于傳統鄉村、僑鄉文化區別于傳統鄉村文化的重要標志。中外文化交流在僑鄉是一個長期的普遍的文化現象。而華僑是僑鄉文化多元化與國際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僑鄉的文化建設是僑鄉現代化的重要面向。近年來，國家在僑鄉文化建設方面不斷加大投入，不僅扶持了一批文化工程和平臺建設，還支持僑鄉打造具有僑特色的僑鄉文化。僑鄉文化建設不斷突破創新。例如，2007年“開平碉樓與村落”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3年，海外華僑銀信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2014年汕頭華僑經濟文化合作實驗區得到國務院批準；2019年，江門被選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華僑華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臺”。這些由國家主導的文化工程和平臺建設無不彰顯了僑鄉文化建設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提升。當然，僑鄉文化建設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因為僑鄉是海外華僑華人的故鄉，它還是海外華僑華人情感歸屬和文化認同載體，是華僑華人的精神家園，對于海外華僑華人來說意義非凡。因此，僑鄉的文化建設還具有世界意義。

三、僑鄉建設的歷史使命

二十大報告鄭重宣告：從現在開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這一新的歷史進程中，僑鄉現代化建設當代形態的內涵和表征將更加豐富鮮明。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本體建設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堅實基礎、根本任務。僑鄉自身的現代化建設，其目標是貫徹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的總體要求。然而，當前僑鄉現代化建設還存在一些短板。以廣東為例，廣東共有122個縣(市、區)、1609個鄉鎮(街道)、26500多個行政村。2022年12月8日通過的《中共廣東省委關于實施“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廣東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突出短板在縣、薄弱環節在鎮、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在廣東的百縣、千鎮、萬村中，僅潮汕、五邑、梅州三大僑鄉就有34個縣、410個鎮、5974個村，基本上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僑鄉的現代化建設關系到廣東城鄉協調高質量發展的大局，僑鄉現代化建設任重道遠，需要展開攻艱克難的沖刺。

中國式現代化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4億人口的現代化本身就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在人類社會尋求現代化之路的過程中，西方的現代化實踐起步早、時間長，形成了西方化等同于現代化的認知。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道路的多元化選擇。由于中國式現代化還在不斷發展和完善之中，需要大力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要加強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傳播和認知，特別是擴大中國式現代化在發展中國家的感知度、美譽度和親近度，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探索提供借鑒，海外華僑華人可以發揮橋梁紐帶作用。

首先，僑鄉的現代化建設可以作為海外華僑華人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僑鄉現代化建設屬于鄉村振興、城鄉協調發展范疇，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如鄉村空心化、鄉村老齡化、資源凈流出和環境破壞等)都是世界性的難題，在發展中國家更具有共性。僑鄉建設難題的破解，更易引發發展中國家華僑華人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共鳴和關注，啟發他們對住在國鄉村建設以及國家現代化道路的思考。通過華僑華人的媒介作用，可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民眾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和理解。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僑鄉建設將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傳統和成就，這也將幫助各國民眾更好地了解和認識中國式現代化所具有的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的特性。

四、結語

僑鄉建設的發展歷程是中國式現代化探索的一個縮影。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廣泛吸收了各國現代化的長處，認識到了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從而使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了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然而，西方現代化路徑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一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大國、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現代化建設的“不適”逐漸顯現。在包括僑鄉在內的鄉村建設中，資源不斷向城市流動，建設嚴重滯后，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暴露無遺，成為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大局的短板。而西方現代化并沒有有效的解決方法來應對這些問題。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不斷探索和反復實踐中，成功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二十大報告站在人類文明形態的高度，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深刻系統論述，僑鄉建設也因此明確了新的歷史使命。包括僑鄉在內的中國鄉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突出反映。因此，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發展，已經成為基于中國國情的現代化發展命題，補齊短板，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就是包括僑鄉在內的中國鄉村建設的歷史使命。而僑鄉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更具有擴大中國式現代化世界傳播效應的使命。

(摘自：張國雄：《中國式現代化視野下的僑鄉建設》，《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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