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現金:趙建：我為什么主張給特定群體發放數字人民幣_自由現金數字人直播軟件多少錢

作者：趙建，西京研究院院長、教授。本文首發于2022年5月，得到相關部門的回應，并委托某股份制銀行進行產品研發。但是種種原因沒有落地。今天舊文重發，希望有關部門再考慮。

全文約6000字/閱讀時間約為12-15分鐘

我們簡要總結了疫情以來中國采取的宏觀政策，并與美國的宏觀政策進行了比較。在疫情發生后，中國動用的是強大的國有銀行系統，采取發放信貸的方式投放貨幣；美國則利用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直接給個人發錢，然后個人拿著美鈔從中國等國家購買實在的物品。可以說，中國的貨幣投放是生產性的，美國的貨幣投放是交易性分配性的。這兩種方式各有利弊，前者會提高杠桿率和債務風險，并形成投資過剩；后者會造成嚴重的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危機發生時任何宏觀政策都會有副作用，要進行利弊權衡并隨著形勢的變化與時俱進。

中國從疫情爆發到今天，經歷了三個不同特征的階段，分別為爆發期1.0，緩和期2.0，反復期3.0。當前的疫情3.0階段，病傳染性極高，傳統的動態清零方式很難應對，需要付出較高的經濟和民生代價。但是由于傷害性下降，加上中國疫苗普及率已經很高，可以進入闖關階段，最終的目的是要“軟著陸”。現在大部分國家已經“軟著陸”，中國人口多，地區城鄉差異較大，情況非常復雜，需要繼續堅持動態清零，但是要為“軟著陸”做好準備。我們建議在當前的疫情3.0階段，中國的宏觀政策應該做出調整，可以嘗試向特別受困群體直接發放數字人民幣，以形成以“民生民心”為錨的貨幣發行。當然，從現實操作來看，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目錄

疫情爆發以來的三個階段各具特征，宏觀政策需要區別對待

當前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但是要為“軟著陸”做準備

護航抗疫的宏觀政策要與時俱進，3.0階段建議給特定群體發放數字人民幣

數據：FDUSD總流通量已超1億枚:8月1日消息，鏈上信息顯示，穩定幣FDUSD于今日增發逾8300萬枚，其中在以太坊上增發6829萬枚，于BNB Chain上增發1498萬枚。截止發稿，FDUSD于以太坊上的流通量為7942萬枚，于BNB Chain上的流通量為2507萬枚。[2023/8/1 16:12:10]

給特定群體發放數字人民幣的具體觀點和建議

|一、疫情爆發以來的三個階段各具特征，宏觀政策需要區別對待

總結一下疫情以來中國采取的各項宏觀政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2020年疫情1.0，特征是集中爆發，殺傷力大，但病傳染烈度相對不高，沒有對物流、供應鏈、物資供應等供給側產生實質性傷害。因此采取的宏觀政策是：以定向普惠貸款和總量寬松為主的貨幣政策+以減免稅、緩交社保、消費券等為主的財政政策。由于這些政策較好保護了中小企業的現金流，也較好的呵護了供給側，所以疫情1.0階段，宏觀政策起到了顯著的效果，民生沒有受到實質性傷害，經濟在出口和投資的帶動下恢復的也較快。

2021年疫情2.0，特征是零散出現，可防可控。奧米克戎還沒傳到國內，在各地高效的執行動態清零的政策下，疫情整體上處于可控狀態，即使在某個地方零散出現，也能快速有效的實現清零，基本上沒有發生大面積封閉和靜態管理，經濟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而且借助1.0時期的政策紅利和大國經濟自身的韌性，出現了快速的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國家，甚至在2021年上半年部分領域出現了過熱現象，導致中國在宏觀政策上率先收緊，成為全球第一個退出疫情危機救助政策的國家。而且借助這個“黃金窗口期”，中國出臺了大量的針對特定行業和平臺資本的收縮性政策，這導致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快速變冷，出現了供給沖擊、需求收縮和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

2022年疫情3.0，特征是突然爆發，防不勝防。奧米克戎及其變異病家族傳入國內，傳染烈度超級高，而且傳播途徑多樣，病癥輕而難以檢測，出現大量的無癥狀感染者，但傷害性在疫苗保護下大幅降低，重癥率、死亡率普遍不及流感。這些特征都使得1.0階段采取的網格化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模式難以應對，即使能應對，也付出了較大的代價。這些代價包括隔離導致的生活生產不便，尤其是對兩類人，一是患有其他慢性病需要正常就醫的，因為醫院處于非正常狀態受到較大的影響；二是經濟上對沒有固定收入的個體，以及需要線下接觸的中小企業，帶來的是民眾失業和企業成批倒閉、違約、破產等重大問題；大量的防疫支出，幾乎耗盡了積累幾十年的醫保基金；長期隔離帶來的社會心理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等，一些基層執行部門一刀切行為帶來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這些次生災害可能正在使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也就是由1.0階段病與人民生命健康的矛盾，變成3.0階段疫情防控帶來的種種障礙與人民群眾對正常生活生產狀態向往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如果持續下去，很可能會發生一些非預期風險。這個我在《趙建：主要矛盾正在發生變化，抗疫需要進入“過渡階段”》進行了詳細闡述。

硅谷銀行開曼群島支行的儲戶被FDIC視為“一般無擔保債權人”:5月17日消息，硅谷銀行開曼群島支行的儲戶被FDIC視為“一般無擔保債權人”，其存款已被沒收。在硅谷銀行倒閉之初，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等監管機構信誓旦旦地承諾“保護所有儲戶的存款”，“美國銀行系統非常強大”。但FDIC食言了。華爾街日報近日報道稱，3月31日，硅谷銀行開曼群島分行儲戶接到了FDIC的通知，稱國外存款不受FDIC保障，他們將被視為“一般無擔保債權人”。硅谷銀行開曼群島支行的大部分存款來自亞洲，其中包含許多中國等國家的投資機構存款。現在，這部分存款已一夜歸零。（華爾街見聞）[2023/5/17 15:08:30]

|二、當前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但是要為“軟著陸”做準備

當然，即使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但并不意味著要激進式的改變動態清零的策略。可以說，動態清零仍然是當前符合國情的抗疫模式，但是需要為過渡時期做準備。也就是，在動態清零作為前提的情況下，需要將防控疫情的次生災害放到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所以現在的目標應該是“兩個清零”而不是“一個清零”：一是病本身的清零，二是民生、法治、人道等次生災害的清零，不能再讓一些傷害重大的事故，尤其是對法治和人道等方面的傷害重演。可以說，這兩個清零有一個做不到，都很難說是戰疫取得真正的成功。這體現的是“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中央精神。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清零不是目的，人民群眾的平安健康，以及在此之上的幸福感才是最終目的。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拿著民生和法治的代價一味簡單的清零，這顯然是扭曲了中央的本意，甚至是給黨的群眾路線抹黑。在這個過程中，也不能一刀切的對網上的異議聲音清零，而是多聽聽來自社會大眾的問題訴求，不斷改進自己的工作方法，這樣才能更好的清零病與兼顧民生。否則，戰疫的代價得不償失。在這方面，深圳和合肥做得比較好，同樣是動態清零，由于一是速度快，響應及時，二是民生保障跟得上，三是廣泛聽取并處理社會上的各種關切和問題，因此同樣是動態清零，能較好地平衡好“兩個清零”的矛盾，值得其他地區學習。

趙長鵬：或許銀行應該使用 Merkle Tree 做準備金證明:金色財經報道，幣安創始人趙長鵬發布推特稱，既然銀行都是經過審計的，那么一個大膽的想法：或許銀行應該使用 merkle 樹來做準備金證明？一部分即使不是100%，我們也應該知道一部分，對嗎？

CryptoQuant首席執行官KiYoung Ju對此評論稱：“不知道美聯儲和央行是否會在CBDC推出后進行儲備證明。如果不，他們就是偽君子。”[2023/3/13 13:00:02]

再進一步來說，防疫應該是全國一盤棋，病防控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因此應該將防疫攻堅戰，與其它幾個攻堅戰：扶貧、防風險、共同富裕等有機的結合起來。單一的抗疫思維就如同唯軍事思維，容易以局部犧牲整體，以一時的代價犧牲全域。不能看著將整個社會用了幾十年、幾代人的努力完成的經濟增長、全面扶貧、小康社會、防風險等攻堅成果付之東流。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制度性成果，即對個人權利與法治規則的尊重，以及生動活潑、包容信任的社會氛圍，不能因為一些不當的行為受到損害。應該站在長期戰略的角度去抗疫，畢竟疫情防控只是暫時的，總是要回歸到正常的社會生活。因此在制定和實施防疫政策時，應該要考慮到病清零之后，正常的社會生活能否快速恢復。

也就是，我們當前處于疫情防控模式的“闖關時期”，一方面要堅持動態清零的方針不動搖，保衛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不受到病的侵害，另一方面還要盡可能的減少次生災害，保障民生、法治和經濟穩定，最終實現從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到社會經濟生活正常時期的“軟著陸”。只有軟著陸成功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生活恢復了，小康社會、共同富裕、雙碳目標、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重新開啟，才意味著整個抗疫攻堅戰的真正勝利。

|三、護航抗疫的宏觀政策要與時俱進，3.0階段建議給特定群體發放數字人民幣

在整個防疫過程中，為抗擊疫情護航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重要。然而，與其它反危機政策相比，疫情時期的宏觀政策難點在于，疫情防控帶來的次生災害產生的沖擊是不一樣的，帶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拿經濟沖擊來說，受到傷害最大的往往是市場化、現代化、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那部分群體，包括中小企業、個體戶、跨國公司、高新技術企業等，這些企業是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積累的生力軍，吸收了大量的就業，繳納了巨額稅收，做著最前沿的創新探索工作。這些企業因為采用的是現代型、市場化和專業分工程度非常高的生產模式，非常復雜、精致，同時又非常脆弱，一旦資金鏈和供應鏈受到沖擊，在一定時間內就很難修復。因此，當疫情發生后，為防控采取的停工停產措施將會對這些群體產生致命沖擊。

信標鏈ETH2合約地址質押數超1552萬枚ETH:12月5日消息，據Tokenview鏈上數據監測，當前信標鏈ETH2合約地址質押存款為15,528,231枚ETH，近一周增長129,264枚ETH。[2022/12/5 21:22:47]

2020年疫情發生后，中美兩國同時采取積極寬松的宏觀政策以對沖巨大的外部沖擊，力挽經濟金融危機之狂瀾。但兩國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美國除了一般的量化寬松手段外，還史無前例的通過spv機構向個人賬戶發錢，發放主體不僅局限于美國公民，包括在美國境內居住的符合要求的居民。粗略估計，疫情以來美聯儲通過直接發放的形式到個人手中的錢超過兩萬億美元，其它的福利財政支出總計超過五萬億美元。這些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較為成功的解決了疫情封閉期間的民生問題，使得疫情沖擊期間不僅沒有發生通縮，而是發生了高燒不退的通脹。創半個世紀紀錄的通脹固然可以刺激經濟恢復，但也正在引發較為嚴重的“通脹螺旋”和資產泡沫問題，這又迫使美聯儲不得不加快加息縮表的節奏，引起了全球新的一輪金融動蕩。

與美國利用央行美聯儲直接“撒錢”不一樣，在危機面前，中國動用的是強大的商業銀行系統。如果說次貸危機時美國的宏觀政策采取的是“美聯儲創造基礎貨幣+金融市場最后交易商”，疫情時期采取的是“美聯儲創造基礎貨幣+實體經濟最后慈善家”，中國的宏觀政策在1.0、2.0階段相對來說具有較高的“戰略定力”，向社會投放貨幣一直堅持通過商業銀行的信用渠道，無論是普惠貸款和支持地方政府投資。這里最大的不同是，美聯儲向民眾直接發錢，是完全的轉移支付和再分配性質，不具備任何生產性。而通過商業銀行投放貨幣，由于銀行按照風控標準僅對具有抵押品、生產能力和未來現金流收益保障的項目放貸，保證了貨幣派生的生產屬性，最大化的減少了對實體經濟供給和需求兩側的擾動，在保住市場主體的同時，保住了就業、稅源和經濟增長，可謂“一石雙鳥”。

然而，動用商業銀行系統投放貨幣的宏觀政策也存在較大的問題：一是提高企業主體的杠桿率，畢竟貸款不是直接補助。相比之下，美聯儲給個人和小微企業的資金是“凈資產”，杠桿加在政府身上。二是要有充足的企業信貸需求，在經濟下行期如果企業因為信心和預期原因不愿貸款，銀行也沒辦法投放。三是要有足夠的合格抵押品和授信項目，如果沒有，銀行的風控標準也無法通過授信。四是沖擊沒有造成大面積的企業破產，如果大量的企業破產，銀行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美國SEC主席：正在與加密貨幣交易所、借貸平臺、經紀商等合作:7月18日消息，美國SEC主席Gary Gensler最新采訪中表示，SEC正在與加密貨幣交易所、借貸平臺、經紀商和其他行業參與者合作，加強對該領域的投資者保護。SEC正在這三個領域，即交易所、借貸和經紀商，分別開展工作，并與行業參與者討論如何合規或修改合規性。此外，SEC也在與銀行監管機構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進行會談，以更好地監管數字資產。（Dailyhodl）[2022/7/19 2:21:35]

|四、給特定群體發放數字人民幣的具體觀點和建議

在疫情對經濟造成重大沖擊下，通過商業銀行體系發放信貸穩增長存在著一個悖論：宏觀政策的逆周期調節與商業銀行的順周期經營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信貸配置扭曲，比如銀行在強制要求的普惠貸款指標下，可能會出現數據造假行為，將大企業的貸款分拆成多個1000萬以下的普惠貸款，給企業的低息貸款轉一圈回到企業的結構性存款，給一些看上去為實體企業實際上由平臺控制的主體房貸等。所有這些，都可能帶來隱形債務的膨脹、杠桿率的快速上升和債務違約風險的加大。也就是，中國依靠銀行系統投放貨幣的模式，短期內不會像美國那樣引發高通脹，但會累計隱性債務和高杠桿風險。如果債務違約爆發后仍然采取貨幣化的手段，那高通脹其實也是無法避免。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1.0，2.0階段對供給側的破壞力度和持久度并不太高，因此中國的信貸政策可以較好的穩住供給并刺激需求。然而到了3.0階段，在供給側受到較大破壞的情況下，這種以商業銀行體系信貸投放為主導的宏觀政策則遇到較大的問題：

1，企業無法正常生產，隨時因為疫情防控而中斷。

2，經過1.0時期的加杠桿，企業普遍面臨資產負債表衰退，信貸需求意愿非常低。

3，大量企業在削減資本支出。

4，銀行變得也越來越謹慎，項目和客戶儲備普遍不足。

5，房地產價格低迷，合格抵押品嚴重不足。

6，居民和個體戶等普惠群體信貸似乎已經飽和。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議在疫情3.0階段，應該采取具有救濟性質的財政補貼，而不是依然按照金融和信用的邏輯投放信貸。最主要的一條建議是，向符合要求的特定群體直接發放數字人民幣。這樣做的合理性、好處以及基本做法是：

01、從法理上說，居民在家或方艙隔離，企業停工停產，實際上是為了防控疫情公共服務而貢獻的“正外部性”，理應得到補貼。當然，人們也會享受到病清零的公共產品，但是這已經包含在日常繳納的稅收和社會保險費之內。從公民社會的邏輯來看，社會應該向為防控疫情犧牲自由的個體和犧牲正常生產的企業進行補貼。

02、疫情3.0對經濟沖擊比較大，失業、破產等現象非常嚴重，迫切需要有力度的救濟型政策。以銀行信貸投放的貨幣創造模式還是市場化、商業化的，不能滿足當前的救濟需求，因為大部分受困群體并不滿足銀行的授信條件。

03、居民等如果繼續通過普惠貸款等加杠桿的模式獲得自由現金流，那么資產負債表會變得更加脆弱。無論是消費貸、按揭貸還是經營貸，都是居民的債務，這些都會提高資產負債率。然而給符合標準的居民和小微企業直接補貼，發給他們的現金都屬于凈資產，對資產負債表是具有改善效應的。當然，這提高了政府杠桿、財政赤字，但由此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可以度過特殊時期后逐漸消化。

04、通過數字人民幣發放，可以直達個人賬戶，并且有跡可循，不會造成截留和尋租行為。按照數字央行貨幣的架構，可以單層發行，即“央行-個人賬戶”，也可以雙層結構，即“央行-商行-個人”。當然，央行是貨幣端，在財政端要設立SPV特別機構作為發放主體。這些做法符不符合《人民銀行法》，還需要立法部門人大進行研究審議。

05、數字人民幣已經試點一年多，當前的投放還沒形成規模，也就是還沒有足夠的數字人民幣的“貨幣需求”，可以恰好借著這個機會進行數字人民幣投放，形成以“民生資產”為錨的貨幣發行。

06、繼續以信貸投放為主的宏觀政策，可能會造成私人過度借貸，政府過度投資、無效投資等問題。當前一些基建領域已經嚴重過剩，很容易加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造成更大的投資過剩問題。直接發行數字人民幣，實際上造成的“通脹效應”只是短期的、暫時的，只要生產力恢復過來，通脹缺口就會被消弭。

07、信貸投放的項目如果以政府為主導，難免還會發生貪腐等尋租行為，貨幣的配置可能更加扭曲和無效率。數字人民幣是有跡可循的，直接發放到最需要的群體手中，公開透明，經得起審計和紀律監察。

08、直接發放數字人民幣給個人，可以提振人民群眾在當前特殊形勢下的“民心”和信心，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和提振消費有很大的作用。當前出現了很多因為疫情防控導致的群體事件，數字人民幣補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這些問題進行緩解。

09、完善數字人民幣發放的大數據基礎設施，將公共機構的各類數據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尤其是個人所得稅系統，可以較好的對發放對象資格進行甄別。

10、暢通供給側，減少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物品的問題。否則發放數字人民幣也沒用，或者會造成嚴重的通脹。

11、關注老幼病殘等沒法使用數字人民幣的群體，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設定代理人，然后通過一定的渠道變換為現金。

12、發放數字人民幣的財政來源可計入特別國債，粗略估算第1階段發放可能不超過1萬億元。

相關的觀點和建議還有很多，上面是一些主要的建議。總之，疫情3.0階段，給個體發放數字人民幣是可行的。當然現實操作的難度可能比較大，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有個開始，都要有長遠的準備。一旦以數字人民幣為主的福利補貼和財政救助機制建立起來，在其它情況下也可以利用。這樣既擴大了數字人民幣的發行規模，又為宏觀政策的工具箱增添了一個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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