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 如何看待貨幣總量增速變化

回故2009-2019年我國貨幣總量增速變化情況可以看到，撇開2009-2010年因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大規模投放貨幣，使得貨幣總量增速大幅度提高的特殊情況外，2011-2015年，我國廣義貨幣（M2）每年增速基本保持在13.3%-13.8%的水平（只有2014年為12.2%），2016年陡然下降2個百分點到11.3%，2017、2018年更是大幅下降到8.2%、8.1%，創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低。2019年有所提升，達到8.7%，但仍維持在歷史低位。

那么，應該如何看待2017年以來貨幣總量的增速變化？

一、2011年以來M2增速與GDP及CPI增速的比較

在我國，一般而言，廣義貨幣M2增速保持在“GDP增速+CPI增速+3%左右的調節參數”的水平基本上體現正常的穩健貨幣政策取向。2011-2016年，除2011年為消化前兩年貨幣大量投放而主動收縮，致使調節系數出現-1.5%之外，他就迅速基本都保持在3%上下。但從2017年開始，這一態勢發生了重大逆轉，貨幣總量增速持續低于GDP與CPI增速之和，即調節系數持續為負（參加圖表二）。

圖表一：GDP、CPI與M2增速（%）關系

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缺乏主權貨幣的國家將加密貨幣作為法幣是自尋死路: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王永利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一些缺乏主權貨幣的國家對貨幣缺乏最基本的認知，以比特幣等完全去中心化的數字加密資產作為法定貨幣，必將因其本身價格大起大落而嚴重擾亂經濟社會運行，國家沒有任何調控手段，只能是自尋死路。（澎湃新聞）[2021/6/10 23:26:56]

從上述情況看，如果M2、GDP、CPI的統計結果是準確的話，那么毫無疑問，2017年以來，我國M2增速大幅下降，實際上已經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政策性收縮）局面，特別是實體經濟領域的流動性已經非常非常緊張了，貨幣總量增速收縮過猛，已經嚴重偏離貨幣總量合理增速與穩健貨幣政策要求了！

在貨幣總量增速大幅收縮的情況下，不同層級金融機構（國有控股大型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非國有中型股份制上市銀行、其他中小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以及不同層級社會融資主體（政府平臺、央企與大型國有企業、一般國有企業及有影響力的民營龍頭企業、普通中小企業、三農及小微企業等）的優劣勢明顯分化，結構性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更加突出，也成為2017年四季度以來我國很多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流動性緊張、債務暴雷或破產倒閉大規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永利：PayPal用戶要將加密貨幣兌換成法定貨幣后才能完成購物支付:10月31日，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王永利發文表示，美國支付巨頭PayPal進軍加密貨幣市場，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以及PayPal的股價隨之大幅上漲，這也讓不少人對加密貨幣可能顛覆或取代法定貨幣的信心再次反彈。王永利指出，PayPal與Paxos合作提供兌換服務，允許客戶通過其在PayPal的線上錢包購買、持有和出售加密貨幣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買賣這些加密貨幣也應該納入交易所在國家的交易稅或所得稅體系，按照稅法規定繳納稅收。王永利表示，現在還鮮有國家宣布允許這些加密貨幣可以作為貨幣在本國自由流通。因為這樣做，勢必會沖擊本國法定貨幣的流通和管理。在所在國家沒有宣布允許加密貨幣可以作為貨幣自由流通的情況下，PayPal要在其多達2600萬家商戶的龐大網絡體系上直接使用加密貨幣進行商品標價和結算，恐怕是很難得到貨幣當局或監管部門許可。王永利還表示，實際上，PayPal公司也聲明，其用戶可以用加密貨幣在其網絡上購物，但仍需以法定貨幣進行結算，即商家仍是以法定貨幣標價和結算，不會接受加密貨幣付款。購買者實際上是需要先通過PayPal提供的兌換服務，將加密貨幣兌換成法定貨幣后才能完成購物支付。這才是所謂“用戶可以用加密貨幣購物”的真相。[2020/10/31 11:19:08]

那么，為什么2017年以來貨幣總量調節系數會持續為負？

聲音 | 王永利：Libra很難成為超主權世界貨幣:今日，前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在微信公眾號發文《 Libra很難成為超主權世界貨幣》，文章表示，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做法本身就帶來更大的挑戰：一是一籃子貨幣的構成與管理難度很大。二是其吸引力存在不確定性。三是面臨很大的金融監管風險。四是難以擺脫法定貨幣成為真正的超主權世界貨幣。綜上，Libra盡管與一籃子法幣掛鉤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作為法定貨幣的代幣性質，但根本上仍然只是法定貨幣的代幣，難以成為真正的超主權世界貨幣，而且這種做法還大大擴大了其設計難度與運行挑戰，其真正落地運行的可能性和實際效果并不一定比只與單一法幣掛鉤的穩定幣，或者直接使用法定貨幣更好。[2019/7/6]

二、2011年以來M2增速相關影響因素變化情況

圖表二：2011年以來M2相關因素變化表（萬億元）：

觀察上表，有幾點需要特別關注：

1．2013年在央行外匯占款大規模擴張的情況下，央行對存款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債券投資實施嚴格控制，人民幣貸款增速大幅度壓低，新增規模略有上升，但人民幣債券投資新增規模明顯降低，最終，M2增速從上年的13.8%，下降到13.6%，保持貨幣總量增速的基本穩定。

聲音 | 原中行副行長王永利：比特幣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貨幣:據新浪財經報道，近日，在中國金融新青年孵化大會暨價值立方品牌發布會上，原中國銀行副行長、中國文化金融50人論壇理事長王永利在會上表示，比特幣模仿黃金完全虛擬的“加密貨幣”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貨幣，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金融是現代經濟資源配置的樞紐，貨幣是金融的基礎和靈魂，清算是貨幣金融的經絡和血脈。貨幣金融是虛擬經濟，要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宗旨。[2018/9/9]

2．2014年在央行外匯占款保持小幅增長的情況下，存款機構的債券投資和人民幣貸款都保持較高增長，但這三項新增規模之和，卻超出存款及現金新增規模2.72萬億元，出現了很大規模的“貨幣增長偏差”，反映出很多貨幣投放并沒有真正轉化為貨幣總量的增加，出現很大的“貨幣遺漏”現象，致使當年貨幣總量增速低于13%，降低為12.2%。但這種大規模“貨幣遺漏”的出現及其原因并未得到重視和剖析。

3．2015年，在央行外匯占款大幅度縮減的情況下，國家采取措施推動股市大漲，企業融資能力增強，帶動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較大增長，特別是人民幣債券投資大規模擴張，最終使M2增長13.3%，再次恢復到13%以上。

中國銀行前副行長王永利：區塊鏈發展應跳出“比特幣區塊鏈”范式:近日，中國銀行前副行長王永利在清華大學做分享時，呼吁年輕學子，對比特幣應該有更加清醒的認識，理性看待區塊鏈，對新技術保持好奇，以學習的心態進行研究和探索應用，但不宜過度吹捧或以功利心態看待區塊鏈技術。區塊鏈的發展，應跳出挖礦造幣和封閉運行的“比特幣區塊鏈”范式。比特幣只是區塊鏈應用的一個突出成果，比特幣和區塊鏈是兩碼事，我們都應看清其本質。同時我們應當關注融合帶來的新機會，關注新舊產能轉換。[2018/4/8]

4．2016年，央行外匯占款繼續保持大規模收縮態勢，但在2015年末國家確定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確定“三去一降一補”工作重點（含“去杠桿”）之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降準）被視為“大水漫灌”式貨幣政策而被排擠出貨幣政策工具范疇，銀行流動性趨于緊張。特別是2015年由于股市大漲之后爆發“股災”，股市大跌使股票質押貸款到2016年開始受到影響，再加上互聯網金融開始暴露問題，國家開展越來越嚴厲的專項整治，人民幣貸款增速大幅回落，金融機構人民幣債券投資新增規模更是大幅減少，致使當年M2增速大幅回落2個百分點至11.3%。

5．2017年開始，央行外匯占款、存款機構債券投資、人民幣貸款三項新增額合計，減去存款及現金新增額后的余額，出現越來越大規模的余超現象，2017-2019年的余超分別是4.16、5.71、6.18萬億元。這說明越來越多的人民幣貸款和債券投資并未轉換成為流通中的貨幣，貨幣總量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造成“貨幣遺漏”問題更加突出。但遺憾的是，造成“貨幣遺漏”越來越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似乎至今并不清晰，這不能不說非常遺憾，可能對貨幣政策的把握構成很大威脅！

上述情況進一步說明，貨幣的投放渠道和影響因素越來越復雜，現在研究和實施貨幣政策、保持貨幣總量的適度增長，僅僅關注信貸的變化已經遠遠不夠（人民幣貸款增速與貨幣總量增速經常出現很大的偏離），即使能夠統籌把握央行外匯占款、人民幣貸款、存款機構債券投資的總體變化，也還是不夠（仍有很大的貨幣增長偏差，特別是貨幣遺漏），還必須將更多的影響因素納入貨幣政策統籌考慮、準確把握。

當然，這也要求M2以及GDP、CPI等相關指標的構成和統計必須更加準確和及時，否則，同樣可能造成嚴重的誤導和危害。

三、要準確反映貨幣總量變化的影響因素

在信用貨幣體系下，貨幣投放的渠道主要包括：

1．央行購買貨幣儲備物投放基礎貨幣。現在央行主要是購買外匯或黃金充當貨幣儲備物，據以確定單位貨幣價值（價值尺度）并增強貨幣信譽。在中國，近年來央行主要是使用外匯購買黃金，而不是使用人民幣購買黃金，所以，對人民幣投放影響最主要的是央行購買外匯，表現為央行的“外匯占款”。央行出讓貨幣儲備物，則會回籠基礎貨幣。

2．銀行通過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購買其他銀行發行的債券除外）等間接融資方式向社會投放貨幣。銀行收回貸款或債券投資，就會減少已投放的貨幣。在信用貨幣體系下，銀行通過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方式投放貨幣，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最重要的貨幣投放渠道。

以上是信用貨幣投放最主要的兩大渠道，除此之外，還包括其他一些影響因素：

3．商業銀行進行本外幣買賣產生的貨幣凈投放（表現為銀行的外匯占款）。如社會主體將外匯（現匯或現鈔）賣給銀行（增加銀行的外匯占款），可獲得人民幣并增加人民幣存款；或者用人民幣購買外匯（減少銀行的外匯占款）形成外匯存款或者對外支付、償還外匯貸款等，就會減少人民幣的貨幣總量。社會主體之間直接進行的本外幣買賣，只會推動貨幣在不同所有者之間的轉移，不會影響貨幣總量的變化。

4．其他因素。如社會主體繳納稅費并繳入國庫（國庫資金直接存入央行，屬于貨幣回籠，會減少貨幣總量）、購買未納入貨幣總量統計的金融資產、人民幣投資或理財的損益、人民幣跨境流出流入、商業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增減變化等。

可見，貨幣的投放渠道和影響因素是比較復雜的。從貨幣政策管理和貨幣總量控制上，需要全面反映和統籌把握貨幣總量的各種影響因素。

其中，特別是要對近年來出現的越來越突出的“貨幣遺漏”問題引起高度重視，認真清理，深入剖析，找出問題的緣因。圍繞貨幣總量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完善統計項目設立并準確定義其包含范圍，避免數據差錯產生誤導。例如，央行不僅要統計和披露央行外匯占款情況，也應統計和披露商業銀行外匯占款情況（央行曾經披露過包含央行與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外匯占款”數據，但不知何故，近年來不再披露，而僅披露央行外匯占款數據）；不僅應統計和披露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新增情況，還應統計和披露金融機構人民幣債券投資新增情況（當然，要剔除不應納入貨幣總量的一些債券融資，如購買其他存款性機構發行的債券等）；乃至統計和披露影響貨幣總量的人民幣跨境流出流入凈額變動情況等，盡可能將“貨幣增長偏差”壓縮到最低水平，保證貨幣總量統計口徑和數據的準確性。這是準確制定和有效實施貨幣政策的重要基礎。

四、準確設定和有效控制貨幣總量增長目標

2017年以來，國家不再公布貨幣總量增速預期目標，只是籠統提“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貨幣總量增長目標似乎已從國家年度預算和宏觀調控目標中淡出，社會融資規模指標似乎比貨幣總量指標更受關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貨幣政策更應關注總量指標，而社會融資規模指標主要反映的是貨幣投向結構，是貨幣政策需要關注的重要內容，但只能是貨幣總量指標的補充，并不能取代貨幣總量指標成為貨幣政策需要關注的首要指標。

實際上，只要國家每年還要設定經濟增長和消費物價指數目標，那么，就應該相應提出貨幣總量的把握目標，并成為貨幣政策取向的總綱，統領貨幣政策具體舉措的選擇與實施。貨幣總量目標的設定，仍應體現“M2增速=GDP增速+CPI增速+調節系數”的基本規律。其中，“調節系數”設定的高低更多地反映出貨幣政策的松緊取向。

從2020年的情況看，如果GDP增長目標設定為6%（6%左右），CPI增長目標設定為2.5%（不高于3%），即使調節系數為2%，M2的增長目標也不應低于10.5%，可能按照11%把握更合理。這將比2019年M2實際增長8.7%的結果有很大提高，實現目標需要貨幣政策做出很大調整，切實深化貨幣投放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較大幅度的降息降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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