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幣:觀點 | CBDC并非加密貨幣_CBD

原文作者：RogerHuang

原文鏈接：https://www.forbes.com/sites/rogerhuang/2020/10/13/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are-not-cryptocurrencies

最近人們對央行數字貨幣這一概念抱有強烈的興趣。中國正在積極試行DCEP，世界上一些其他著名的央行(包括美聯儲和歐洲央行)也發表了他們對實施CBDC的看法評論。這一切都表明了，世界各地央行對提供通用央行數字貨幣的利弊的關注。

觀點：未來幾年千禧一代有望推動比特幣采用率和價格上漲:Kraken特約編輯Pete Rizzo最近談到比特幣在未來幾年將成為大量財富涌入的資產。他強調“巨額財富轉移”在未來幾年將如何發生，以及這對比特幣來說可能是福音。“隨著時間的推移，價值約68萬億美元的財富將易手。隨著嬰兒潮一代開始向年輕后代們轉移財富。”

年輕人群對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興趣越來越大，采用率也正在上升。事實上，千禧一代確實相信比特幣，而且大量財富將被轉移到他們手中，從比特幣的采用和價格來看，這可能是比特幣的巨大驅動力。Rizzo強調，新興一代試圖利用加密貨幣的這種選擇，可能會推動比特幣采用的最大動力之一。“如果千禧一代讓消費者決定說，我繼承了財富，不會將這些財富投入股票、國債或股市或者放在自己床墊下，而會選擇將其中一部分投入比特幣，可以從貨幣角度推斷給比特幣網絡帶來的好處。”

Kraken最近的報告顯示，42%的18-34歲受訪者稱，他們“非常”或“有點”有可能在未來5年內購買比特幣，這一數字在不到兩年時間里有了顯著增長。（AMBCrypto）[2020/5/3]

據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大約80%的央行正在考慮實施CBDC，有超過一半的央行已經開始進行CBDC試點了。

觀點：加密貨幣持有者需向美國國稅局正確申報分叉幣和空投損益:根據美國國稅局的規定，加密貨幣持有者在“對通過硬分叉或空投獲得的加密貨幣行使支配權和控制權”時需要確認其收入。也就是說，當持有者獲得轉讓或出售加密貨幣的能力時需要進行稅收申報。納稅申報軟件公司Sovos稅務扣繳和申報專家Wendy Walker表示，分叉幣被視為“普通收入”，具體的納稅額將取決于納稅人使用的估價方案。德勤稅務合伙人Jim Calvin表示，默認情況下，代幣的估值采用先進先出（FIFO）的會計方法，即使用最古老的加密貨幣單位來確定成本基礎。盡管還有其他估價方法可能產生較少的納稅義務，如后進先出法（LIFO）或平均成本法，只要這些方法被一致地應用，它們是可行的。此外，即使是免費或不情愿收到的空投代幣，也應該作為收入申報。任何時候有人出售加密貨幣，他們都需要確認稅收的損益。監管者非常清楚加密貨幣在協助逃稅和洗錢方面的作用。那些認為不用交稅就能逃脫的人面臨著被審計的風險，同時還會受到嚴厲的處罰。比特幣區塊鏈上的交易大部分是公開的。Wendy Walker表示，美國國稅局通過這些交易追溯到納稅人只是時間問題。（Cryptobriefing）[2020/4/10]

如今加密貨幣作為零售用例服務、機構對沖，以及計算資源的一種新方法，已經經受住了市場經濟的考驗，而CBDC卻出現在了這個關鍵時刻。在COVID-19期間，經濟正在發生根本性的重塑，而下一個可能帶來重大變革的便是由各國央行支持的數字零售貨幣。

聲音 | 觀點：Facebook提前宣布Libra計劃是正確的做法:雖然Facebook面臨著監管機構的巨大壓力，但荷蘭國際集團（ING）數字金融與監管首席經濟學家Teunis Brosens表示，Facebook這么早宣布Libra計劃是正確的。他表示，Facebook還反對所謂比特幣“極端主義者”的想法，這些人將自己的信念放在比特幣之上，而不是傳統金融服務。他在周一的圓桌討論會上表示:“他們沒有遵循反對傳統金融體系的極端主義者模式，甚至沒有遵循先推出后提問的Uber模式。他們首先要讓監管者參與進來，這才是正確的選擇。” Brosens表示，新興市場央行可能對Libra這樣的提議“更加開放”，因為其經濟嚴重依賴美元：“它們的借款依賴美元，貨幣政策受到美元和國際資本流動的制約。”（CNBC）[2019/9/19]

隨著加密貨幣的崛起，任何一種新的CBDC都會自然而然地與之標準進行比較。然而，在許多重要方面，許多CBDC的執行提議都是與加密貨幣原則相違背的。事實上，對于支持采用加密貨幣的一個最基本的理由是，對于那些不愿被迫使用由央行支撐的現金數字替代品的人來說，加密貨幣便可充當一種對沖。

動態 | 歐洲央行執委表示同意英國央行行長觀點，即“私人穩定幣可能會挑戰美元”:歐洲央行政策制定者Benoit Coeure表示，私人穩定幣可能會挑戰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支持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有關建立國際央行數字貨幣的呼吁。Coeure周二在盧森堡舉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未來會議上表示，全球化浪潮和在線服務的快速發展提振了消費者對跨境、更快的支付服務的需求。Facebook的Libra等公司正在努力迎合這一需求，但代價可能是安全性下降，而這正是央行要發揮作用的地方。同時擔任七國集團(G7)穩定貨幣工作組主席的Coeure表示:“在特定情況下，如果允許發展，私人數字貨幣形式可能比其他主權國家發行的貨幣更容易、更快地挑戰美元的霸主地位。”“下一個自然的步驟將是，全球央行聯合起來，共同研究基于共同技術標準的央行數字貨幣的可行性。（彭博）[2019/9/18]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區別是，加密貨幣是由分布在全球的參與節點的網絡激勵支撐起來的，而央行則有著一個中心化目標，即為一個國家或至多為一個國家集團制定公共政策。這就是關鍵區別。

所有這些央行中都傾向于關注就業，而忽視工資的通脹變化。在很大程度上，COVID-19期間的情況就是如此，歐洲央行和美聯儲都在競相放松對通脹的限制的同時，致力于本國的“充分就業”。

其次，CBDC的隱私和自我保護的概念也不會像加密貨幣那樣受到固有的尊重。央行與強力執行反洗錢規定的稅務機關有著密切的聯系，它們之間的關系，與警察和檢察官之間的關系類似，或者說是大學不同部門之間的關系。而正在按照稅務機關規定建立的CBDC所面臨的關鍵政策問題是，誰可以訪問這些數據，而不是這些數據是否應該存在。

不難發現的是，被強制附加到每個CBDC交易的元數據都會向某些機構披露。而實際上，只有加密貨幣才能讓你在不受某個國家或另一個國家監管體制約束的情況下進行跨境交易，并使你享有掌握自己數據的權利。

默認的設想是，使用隱私保護技術的人可能也會進行犯罪活動。此外，近期許多國家在主張限制端到端的加密活動的同時，也在不斷推進央行的數字貨幣進程。這些行動都應該會讓人們停下來思考有關政府對隱私保護的忠誠程度，以及人們按照自己選擇的方式進行金融交易的能力大小。

最后，另一個重點是加密貨幣相對來說是經過實戰考驗的。包括在各種各樣的攻擊表面下對底層系統的攻擊，比如針對交易所漏洞、重新使用后錢包地址的自我保管和識別問題、以及發生鏈級攻擊可能性(比如51%攻擊)等問題的攻擊。

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實是，加密貨幣體系已經達到了它們現有的規模，因為加密貨幣背后并沒有其他“軍備”支持。相反的是，在國家的認可下，央行數字貨幣卻有著更大的“被攻擊面”。雖然對紙幣的保護已經重復了幾個世紀，但是來自競爭國家對手以及利益驅動黑客的，以網絡安全為重點的攻擊將會是十分猛烈的。

各國政府將幾乎同時面臨一連串的攻擊，而不是以博弈論的方式演化激勵機制。然而與此同時，賦予數字貨幣合法性和信任的做法可能還是不可取的。畢竟，正如大規模黑客攻擊所顯示的那樣，各州在保護有關內部雇員的關鍵信息以及選舉服務器或具有敏感性的郵件收件箱等關鍵服務方面都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再加上資金和財政的流動，就會加大政府疏忽的可能性。

隨著加密貨幣和央行數字貨幣的崛起，將兩者聯系起來可能極具吸引力。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這兩者之間有著一些重要且關鍵的本質區別。一些人認為，央行數字貨幣的創建與加密貨幣的成功有關，但實際上，它們兩者的關系更多的是競爭而非合作。相反，央行數字貨幣不可避免的創造和發行卻是加密貨幣存在的一個關鍵原因，因為它不僅是一種金融對沖，也是一種技術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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