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肖颯：央行數字貨幣與反洗錢，你怎么看？_開發區塊鏈數字貨幣

商務部在今年8月14日印發的《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中提到：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而就在幾天前，深圳羅湖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正式落幕，中國數字貨幣在深圳打響了“第一槍”，1000萬元的紅包雨最終由47573人成功領取。這也是數字人民幣首次大規模向公眾開放。

今年年初，日本央行、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等6國央行和國際清算銀行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工作小組；其后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席卷的風暴，各國都加快了對數字貨幣的金融體系研究，到了三月，美聯儲與韓國、澳大利亞、巴西等九國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我國數字貨幣的研究本在全世界走在前列，這次卻都被排除在外，這些彌散著“數字貨幣冷戰”氛圍的形勢，都推動者我國法定數字貨幣逐步落地。

肖颯：央行數字貨幣將重構金融機構實務: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央行數字貨幣的出現與普及使用，或將改變儲戶與銀行之間的法律關系，從而重構金融機構實務。她表示，央行數字貨幣擁有強大的信用背書，符合當下特定行業需求，只要有策略地推廣，應該有機會可以迅速普及。普及之后的數字貨幣，一定程度上將深刻影響我國金融行業法律體系。（金融1號院）[2020/4/23]

而本文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步伐稍急的法定數字貨幣發行，對我國反洗錢監管會帶來何種影響？

問題引入

聲音 | 肖颯：此次投資者對OKex提供的非法期貨交易的指控罪名在中國無法成立:據財新報道，對于此次OKex事件，部分投資者提出該交易所提供非法期貨交易的指控，肖颯認為，這一罪名在中國是無法成立的，因為中國《公司法》《證券法》里證券是狹義的“證券”，交易的代幣在中國法律內并不會被認可為“證券”（security token），這與美國證券法案里的廣義“證券”不同。[2018/9/11]

我們都知道，官方對我國私人數字貨幣的認定一般是：認為其易滋生資本外逃、貪污腐敗、地下經濟等問題；價格波動大，難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由于其具有隱蔽性、匿名性，在作為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資標的時，很容易引發犯罪。由2013年我國央行等五部委發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以及2017年相關部門再次聯合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可見一斑。

聲音 | 肖颯：幣價大跌大漲與ICO監管規則尚不健全有關:據21世紀經濟報道消息，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表示：好的項目需要融資，需要上交易所，獲得更多人的支持；欺詐項目的項目方更是要上交易所，通過幣價起伏收割韭菜。有交易便有需求關系，便有幣價起伏，這是ICO項目發行方幾乎躲不開的一件事，與ICO本身的運作機理有關，幣價大跌大漲則與ICO項目監管規則尚不健全有關。[2018/9/8]

而與此同時，在我國央行推行數字貨幣的宣發中，卻認為這樣一種數字貨幣有利于滿足反洗錢、反恐怖等的監管需求。究竟為何產生這樣完全相反的結果，進行如下解讀。

兩者顯性不同之處

發行方式不同

央行數字貨幣遵循“央行——商業銀行”二元框架，實際上和紙幣的發行、使用方式是一致的。選擇兩元體系，不僅考慮到避免DC/EP信用水平高于銀行存款，導致金融脫媒的問題，還是大額吞吐帶來的必然要求。而這有別于比特幣、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點，實際上是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聲音 | 肖颯：證券型通證在我國可能涉嫌非法經營罪: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近日表示，證券型通證在不同的法律環境下，折射的意義不同。在美國法律下，證券型通證是證券的一種。在我國法律下，如果代幣有證券性質，結合2017年9月的ICO禁令，在我國可能會被認定為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但是由于我國《證券法》對于證券、債券的定義過于狹窄，不能直接簡單套用，而是使用刑法第225條的非法經營罪作為兜底條款。

此外，實用型通證被各國普遍接受。我國在2013年認定比特幣為特定虛擬商品，實用型通證具有類似的法律性質。[2018/7/28]

在此基礎上，DC/EP數字錢包的設計可以進行分級和限制額度的安排。比如級別較低的錢包可能用于日常小額支付需求；而經過身份認證、電子貨幣資產核實的賬戶，就可以獲得更高的額度與權限。

使用方式不同

具體來說，數字貨幣使用“一幣、兩庫、三中心”的架構是一種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質和支付渠道的方式。“一幣”是指央行擔保發行的DC/EPtoken，“兩庫”是指央行的發行庫和商業銀行的銀行庫，“三中心”則是指登記中心、認證中心和大數據分析中心。

針對作為DC/EP發行、流通技術保障的“三中心”，登記中心負責記錄發行、轉移和回籠全過程的登記；認證中心負責對DC/EP用戶身份進行集中管理，這是為了保證交易的匿名性；而大數據分析中心通過對支付行為的大數據分析，實際上就是為了滿足對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等的監管需求。

這也是在交易匿名與反洗錢等監管中的一個權衡。通過大數據進行反洗錢、反逃稅、反恐怖融資，雖然普通交易匿名，但用大數據可以識別出一些行為特征，從而鎖定真實身份。具體的例子如電信詐騙，識別特點往往是大量分散的錢集中到一個賬戶里面，突然又迅速地分散開，消失在眾多賬戶中。大數據識別、鎖定后之后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出犯罪分子。

可追溯的技術優勢

颯姐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過相關案例，原告通過固定可信時間戳而固定了電子證據，進而證實了證據的真實性。實際上，在當下互聯網興盛的當下，電子證據的采集使用，也越來越受到法院的重視。

而自帶時間戳的技術優勢是數字貨幣體系的一個必然。每一分錢都自帶從出生時起的詳細交易信息，包括交易時間和交易對手方等，無論如何混同，都可以順藤摸瓜、追根溯源。因此，隨著數字貨幣普及率升高，洗錢罪的發案率必然會下降。

寫在最后

以Libra為代表的數字貨幣旨在創建一個全球穩定幣。其以銀行存款與短期國債為抵押資產，同時采用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一方面，這種全球穩定幣在降低貨幣發行成本、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有巨大優勢，另一方面也會對國際金融體系產生較大的沖擊。

因此，2019年Facebook聯合全球26家企業發布Libra白皮書，直接挑戰各國央行貨幣主權，受到了歐美各國央行的抵制；而在2020年4月發布的白皮書2.0中錨定單一法幣后，就一下子鋪開了，也進而使美元的霸權地位更加強勢。

面對這種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大挑戰，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球范圍內推出已經勢在必行，積極運用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發揮建設社會的作用，才能站在這個時代的舞臺中央。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兼任北京市網貸協會法律顧問，主要從事互聯網金融法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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