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中國證券報
作者: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宏觀分析師陳達飛
從商品貨幣演化到信用貨幣,貨幣自身的價值屬性不斷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協。然而,帶著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貨幣,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頭之一。這集中體現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交易活動中。那么,數字貨幣能否解決,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全球經濟、金融和貨幣體系造成的失衡問題?發行數字貨幣能否成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行方式?
人民幣數字化與國際化
中國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發行主權數字貨幣的國家。當前的共識是,它是對現金的替代。從目前的設計方案和定位來看,主要影響的是交易清算環節。
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央行數字貨幣需要7個方面的思考:在國際金融論壇2021年春季會議“數字貨幣與未來數字化轉型”為主題的分論壇上,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姚前發表了題為“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與思考”的演講。他認為央行數字貨幣需要7個方面的思考:1.技術路線,是基于賬戶型還是基于代幣型。我國數字人民幣采用的是賬戶類型,但在某種方面與加密貨幣的設計思路一脈相承;2.價值屬性,選擇央行負債還是運營機構負債;3.運行架構,選擇單層還是雙層,目前雙層架構成為各國共識;4.是否計息,當前數字人民幣暫不考慮計息;5.數字貨幣是選擇發行還是兌換;6.是否選擇智能合約,還需要審慎態度,數字貨幣不是對事物貨幣的簡單模擬,智能合約的整體成熟度優待考慮,在具體應用時,需要從簡單開始逐步升級;7.監管,在設計央行數字貨幣時一方面要考慮反洗錢、反逃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大眾隱私保護。以上都是我國在實踐央行數字貨幣的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問題。[2021/5/30 22:56:27]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DC/EP并沒有多大的顛覆性可言,無非是繼續用支付寶/微信/銀聯,還是直接用數字貨幣錢包。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即發行數字貨幣,是否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證券報:數字資產交易平臺亂象頻發:中國證券報刊文《起底數字資產交易平臺亂象》。文章表示,近期調研發現,數字資產交易平臺魚龍混雜已有時日,亂象頻發:有交易平臺將老年人當作“收割對象”,“引流”套路涉嫌傳銷;有交易平臺與“帶單老師”合作,投資者“上鉤”后,用技術手段使投資者受損;還有交易平臺淪為跨境“洗錢”工具,逃避外匯監管等等。專家指出,這些交易平臺嚴重損害了投資者權益,加強監管刻不容緩。[2021/5/18 22:13:09]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是什么?是技術,或者是貨幣形態嗎?如果不是,國際化在多大程度上與技術相關?筆者認為,數字化無疑有助于國際化,但這種正向關系是否顯著,還不太確定。用計量的語言來說的話,如果以國際化為因變量,以數字化為解釋變量,做一個回歸,那么假定數字化的beta系數為正,我們更想知道的是,數字有多大,它是否顯著?這兩個維度,都還是一個問號。筆者的觀點是,技術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是次要因素。
動態 | 中國證券報:虛擬貨幣平臺花招迭出頂風作案:今日,中國證券報發文《虛擬貨幣平臺花招迭出頂風作案》。文章稱,今年以來,監管部門清理整頓境內虛擬貨幣交易場所和ICO活動的舉措不斷升級。但記者近日調研時發現,在“嚴打”之下,部分虛擬貨幣、ICO交易由“地上”轉入“地下”,另有部分境內平臺繞道至境外以“掛摘牌、點對點”形式繼續提供比特幣與人民幣之間的“場外交易”。[2018/9/25]
判斷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可從其在交易、結算、儲備、定價等維度進行評估。最近10年中,人民幣國際化一直是一個被廣泛探討的話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有序推進,也取得了諸多成就。如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將人民幣加入SDR,且權重僅次于美元和歐元,超過日元和英鎊。但迄今為止,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仍然較低。
聲音 | 中國證券報:資管機構需充分運用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提升運營效率:《中國證券報》刊文稱,商業銀行應全面擁抱金融科技,加快建設智能投顧投研聯動體系。銀行資管業務轉型,需要提升核心能力,升級IT系統、風控機制、線上線下運營一體化等,需要資管機構充分運用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提升運營效率,打破傳統時間、空間界限。[2018/7/2]
數字化之路是正確選擇
從最新數據來看,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的占比為41%,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達到43%,在全球儲備資產中的占比達到62%。綜合來看,金融危機之后,美元的國際地位不降反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雖有加強,但仍然處在一個與中國綜合經濟實力不相匹配的低水平。這說明,即使是金融危機也未撼動美元的霸權地位。
19世紀末,美國工業總產值已超過英國,但美元依然弱勢。一戰和二戰沖擊了歐洲,美國是兩次世界大戰唯一的贏家。一戰后,美元迅速取代英鎊,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
由史觀之,美元之所以能在較短時期內取代英鎊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貨幣,重要原因是英國在貨幣制度選擇上犯了大錯,致使英鎊失去了“錨”的屬性。二戰后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強化了美元的權威地位,最終確立了美元霸權。1971年,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美元霸權反而再次得到強化。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亦是如此。可見,貨幣有著極強的網絡外部性,贏家通吃,在位優勢非常明顯。這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力。
美元國際化的經驗顯示,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否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重要的不是其做對了什么,而是別人做錯了什么。筆者認為,在人民幣的國際化重要事項排序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和歐洲做錯了什么,居中的是中國自身做錯了什么。中國要少犯錯,同時還要努力做正確的事。
少犯錯的第一個體現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個基本原則是,匯率是工具,而非政策目標。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改革任務之一。
少犯錯的第二個體現是,遵循市場化的先后次序,謹慎開放資本賬戶。在資本賬戶開放的過程中,逐步建立風險隔離和緩沖機制,針對不同性質的資本流動,有的放矢,穩步推進,結構化調控。當然,調控政策也應該以市場化為主導,一個可選的措施是托賓稅,盡量減少量的措施和行政干預,因為實證經驗顯示,市場化的調節措施造成的扭曲較少。
所謂正確的事,筆者認為,由于當前貨幣體系的僵化和弊端,走數字化之路,無疑是一個正確選擇。縱觀貨幣演化史,從商品貨幣到信用貨幣的演化,貨幣自身的價值屬性不斷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協。然而,帶著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貨幣,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頭之一。這不僅體現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交易活動中,還體現在金融危機、安全性和保密性上。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美元”體系——在便利交易的同時,也加劇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結構性失衡。至今,“特里芬難題”仍未解決。中國央行若率先發行數字貨幣,或許是一條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行的方式,因為這會提升交易的便利性。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技術要素并不是人民幣能夠成為國際貨幣的主要因素。
筆者認為,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更多的是著眼于國內因素,因為這是大勢所趨,而且數字貨幣確實有諸多優勢。而人民幣國際化,更多時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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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加坡媒體businesstimes報道,Facebook旗下加密數字錢包開發公司Calibra首席經濟學家ChristianCatalini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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